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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盖洛普(中国)咨询有限公司在《财富》全球论坛文化圆桌会议上宣布，把进入中国中高收入家庭的标准从原来的年收入3万元增长到5.1万元。根据这一标准，目前中高收入家庭已占到全国城镇人口的27%。
就在同一天，《资本的神秘：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取胜在别处失败》作者赫南多·迪索托在论坛上说，全世界60亿人当中只有20亿人是有产权的，剩下的40亿人没有产权。
把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解读很有意思。中国居民财富的迅速累积，与世界40亿人口缺乏产权而不能享受“全球化的发展”两个事实说明，财富的累积不仅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更有赖于清晰的产权制度的确立，尤其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财富的本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一段话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市场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它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选择权利。
中国的改革开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公民有经济自由、财产受到保护，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创造财富的激情被释放出来，才在短短20年间，贫困人口减少上亿，社会步入初步小康。
市场自由的核心是企业自由。没有企业参与交易的自由，就不可能形成市场，更不可能形成自由的、有效率的市场。
从这一意义上说，市场效率并非根源于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而是自由企业制度，也就是确保企业能够拥有受法律保护的产权，并享有自由创业权、自由经营权、自由交易权以及自由支配或处置财产权等制度安排。
它包括产权制度、进入退出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平等合约制度、平等交易制度以及平等获取信息服务制度等。
人不怕穷，怕的是没有致富的权利和自由。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将此精辟地描述为，“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手段，我们才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自由度大大提高，但社会还存在着阻碍致富和自由创业的很多因素。比如，官僚主义、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地方保护、金融歧视、行政效率低下以及权力寻租等，种种现象无不侵蚀着企业自由的地基。
这导致一部分企业不是靠公平的市场交易致富，而是以破坏社会规则为代价，或以巩固垄断地位为出发点，追求短时间内的暴富。这种制度缺陷，不仅损害了市场效率，也导致社会心态失衡。
因此，积极地推进制度创新，剔除现行企业制度中的消极因素，人们创造财富的激情，就会像火山岩浆一样喷涌。
邓聿文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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