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柴洋厂长远去的背影

　　本报记者 廖新军 武汉报道

　　2005年4月17日，风和日丽的春日，武汉市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广场中央，郁郁葱葱的草木中竖起了一座2.78米高的铜像——上面刻写着“威尔纳·格里希”。

　　格里希，一位前德国退休专家，也是我国引进的首位“洋厂长”。

　　当天，湖北省省长罗清泉、武汉市委书记陈训秋、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李兵、德国驻华使馆公使罗辅德一起为铜像揭幕。格里希夫人埃迪特、格里希故乡德国杜伊斯堡市市长以及来自国家外专局和外交部的官员等100余位中外嘉宾出席了这一盛大的铜像揭幕仪式。

　　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中央正在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武汉将进一步加大引智力度，引进更多的‘格里希’来加快武汉的建设发展，形成新的‘格里希效应’。”

　　人群中，一位自发而来的武汉柴油机厂老员工拿着一本格里希当年的工作照，并向周围的人竖起大拇指说，“格里希，好样的！”

　　格里希于2003年4月17日在德国逝世。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格里希至死不知，他曾倾注心血、为之奔走后半生的武柴，已经沦落到几乎濒临破产的命运，在他逝世前的10年，即1993年，武柴开始出现亏损，并于1998年正式停产。

　　“他最后一次访问武汉是2000年6月，当时已年届80高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我们始终不敢告诉他武柴的真相，怕他在心理上接受不了这一现实。”格里希在武汉的一位好友说。

　　“格里希效应”

　　其时还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1984年8月，年届65岁的德国退休专家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担任技术顾问，进行技术咨询和指导工作，为期4个月。

　　在咨询期间，格里希在武柴看到的是当时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员工劳动纪律涣散，经常迟到早退，上班期间看报喝茶；企业管理无序，浪费严重；产品质量差，返修率奇高，等等。

　　据武汉市外国专家局介绍，格里希每当看到这些后，总是大为不解，并感到十分不满。当年10月份的某一天，他自言自语地唠叨说，“如果是我当厂长，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一定要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翻译听到后，向时任武汉市外办主任丁华汇报了这一情况。

　　“好，就让他来当厂长。”已经退休的丁华说到此时，似乎回到了当时的激动。

　　格里希的正式任职期自1984年11月1日直到1986年11月4日。

　　丁华说，改革开放初期，聘请一位外国人担任国企厂长，无疑是件“吃螃蟹”的事。对此，肯定存在争议。1984年10月20日，三中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武汉市委、政府批复聘请洋厂长的申请报告却在此之前。“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的思想相当开放、前卫。”

　　武汉市外国专家局副局长王瑗接受采访表示，聘请外国人担任国有企业厂长这一大胆举措，是武汉改革开放创造的一个“全国第一”。当时海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和成功的典范”。

　　格里希原先的翻译、现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余维撰文回忆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武柴成了国内外舆论的焦点，境外媒体甚至把武柴的改革当作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晴雨表。

　　武汉市外办提供的资料显示，1984年11月1日，格里希正式受聘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亲自到会祝贺。

　　据王瑗介绍，武柴成功聘请洋厂长的事迹引起当时媒体的关注。

　　在格里希任职期间，众多武汉企业多次到武柴参观取经，除了为本地企业厂长讲授管理之道外，格里希还应邀到江西、内蒙古、浙江、广西等地企业进行技术指导或讲学。

　　“格里希不仅是武柴的格里希，是武汉的格里希，也是全国的格里希。”王瑗说。

　　1987年，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在为《格里希在武柴》一书做的序言中称，“洋厂长从严治厂的经验，受到我国企业界的普遍赞赏，引起了国外人士的关注。他成为我国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取得成效的一个典型。”

　　武柴命运

　　2005年4月17日，特地从德国赶来参加铜像揭幕仪式85岁高龄的格里希夫人在铜像前流下热泪：“格里希生前的遗愿就是，把骨灰撒入长江，看着中国崛起，伴着武汉成长。这个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今天，铜像弥补了他的遗愿，我的丈夫终于可以和他魂牵梦绕的武汉永远在一起了。”

　　但他们都不知道的是，1998年，武柴已经正式停产。武柴一位员工说，工厂现在留守的员工只有20多人。

　　而在格里希时期，工厂员工近2000人。

　　几年前，武柴几位老工人对武汉市外办人员以及一家媒体记者说，如果格里希走后，还能按照他的思路，武柴就不会是目前这样了。

　　武柴现任厂长柴玉本认为，格里希治厂的精髓是以市场为核心的管理体系，在内部体现在严抓产品质量，并且产品的质量不应该“内外有别”，因此，他反复强调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以国际市场的高标准来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

　　武汉市一位前官员表示，格里希卸任后，武柴被划归给长江动力集团管理。“长江动力集团的老总于志安自称‘格里东’。他说，德国有格里希，难道武汉就不能有格里东吗？”格里希走后，他的一些思路在武柴未能得以继续，该人士说。

　　柴玉本介绍说，1995年底，政府方面就在考虑，格里希走后谁来接管武柴的问题。“格里希与于志安都比较欣赏对方。格里希卸任后，名誉厂长的证书还是由长动集团的于志安颁发的。”

　　于志安曾是武汉的风云人物之一。他一度担任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并兼党委书记、总经理于一身，又有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等多种身份。

　　据当时媒体报道，1995年6月4日，他秘密逃往菲律宾，成为至今外逃的著名贪官之一。

　　“无论他是否是外逃的贪官，简单的把武柴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结于他是不客观的。”柴玉本认为。

　　据柴玉本介绍，在格里希离开后的一段时间内，武柴还是很重视产品的质量。“在1986-1989年，武柴连续3年有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市场。”

　　柴玉本承认，除了体制、观念等原因外，企业不重视质量，没有坚持格里希一丝不苟的态度也是导致武柴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说，在1980年代，像武柴这样一个国企很难坚持抓好质量。第一，质检部门以及部门人员没有权威性，其他部门未必买帐。第二，即使是厂长，也未必有抓质量的自主权。“如果产品质量差一点，你是否让它出厂？毕竟，厂长要考虑的是全场员工的吃喝拉撒问题。”第三，在进人方面，厂长也没有自主权。一些老员工的子女，能力强的都考上了大学，次一点的也能考上中专等，这些人是不会来厂里工作，只有那些考不上，甚至缺胳膊少腿的人，才会顶替进厂工作。“产品质量关要从源头抓起，一线工人素质差与高标准的产品质量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况且，国企领导也无权开除谁。”

　　武柴原党委书记谢长钦认为，格里希确实非常想把武柴搞好，“但他不可能让武柴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这是当时体制所决定的。”

　　对此，即使格里希本人应该也深有体会。在他任职期间，他改革的方案曾受到了员工的抵触。他在日记提到，本应于198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资改革方案，直道6月份他才发现还没有落实。为此，武汉市政府曾专门从5个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5人领导小组进行协调。用当时其中一位负责人的话说，“问题涉及到哪个部门，就由这个部门的人员负责协调解决”。

　　1986年11月，格里希在卸任后曾对一位国务院领导感叹说，中国人当厂长肯定比我的困难要多，因为我当领导，中国给予我关照。我希望武汉市政府像支持我一样支持中国厂长。

　　柴玉本形象地比喻说，“在格里希时期，武柴被当作一块‘试验田’，后来这块试验田被种荒了，却没人来管了”。

　　2002年底，武汉市政府曾以优惠的政策批准武柴搬迁改造。据柴玉本介绍，当时已经在东西湖走马岭买了一块30亩的土地，武柴计划让骨干员工持股，然后引进一家民营企业注入资金，一方面继续柴油机生产，另一方面准备与德国一家公司合作生产销售木工机械。武柴上级单位武汉机电控股公司也同意了这一方案。

　　但是，柴玉本说，2002年底，武汉机电控股公司与轻纺、化工等公司合并成立武汉工业控股集团公司。“考虑到武柴改制所需资金缺口太大，新的精神是‘变现全部资产、关门走人’。”

　　据柴玉本介绍，2004年武柴卖完了全部设备，清厂交地，并按照武汉市的政策安置武柴原有员工。“最近已经按照上级的决定，将走马岭的30亩土地还给了当地镇政府。”

　　对于格里希离开后的武柴厂目前面临关停并转的现实，武汉市一位官员曾指出，这凸显了中国国企在旧体制根深蒂固影响下实施改革的艰巨性。

　　2005年4月21日，记者来到武柴的原厂址，工厂大门上方的厂牌已经脱落了几个字，但还依稀可见“武汉柴油机厂”的痕迹。大门两侧的柱子上贴满了几张被撕毁的广告。

　　厂址上则是一个房地产项目“香港映像”的工地。

　　“我们在外面租了两个房间作为办公室，处理一些遗留事情。现在，武柴除了品牌、生产许可证以及20多个留守员工外，已经一无所有。”柴玉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