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央行行长：中国应听澳元单方博弈教训

　　本报记者 韩瑞芸 特约记者 姚超、郑联盛 北京报道

　　“澳大利亚在汇率调节这个问题上做得并不成功。由于我们政策的滞后，对经济造成了损害。我们没有通过这场考验，我希望中国能够做得比我们好。”这句话出自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即澳大利亚中央银行)行长I.J. Macfarlane。

　　在全球，这是一位在中央银行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央行行长。30多年的央行经历，让Macfarlane练就了一双“火眼”，就连本国央行在处理汇率问题上的瑕疵也决不放过。Macfarlane始终认为，当澳大利亚还是固定汇率时，央行所采取的冲销手段却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的涌入。而当人们认识到，汇率调整势在必行的时候，通货膨胀给国内经济造成的伤害已是无法弥补。

　　Macfarlane似乎将澳大利亚当作了中国的“前车之鉴”了。

　　在对中国审慎选择汇率调整时机表示肯定的同时，Macfarlane认为，长期的贸易盈余可能对国内经济产生更大伤害。

　　5月12日，Macfarlane一行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并作题为“国际收支失衡”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上述观点。

　　“美国消费、东亚买单”

　　《21世纪》：当前，很多国家、国际性经济组织都在关注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Macfarlane：是的，目前的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经常账户的持续逆差和东亚国家经常账户的持续盈余。这与美国国内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紧密相联的，而东亚国家经常项目持续盈余导致了其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的增加。

　　同时，与东亚国家经常项目持续盈余相伴随的，必然是以向国外借出款和投资为形式的资本外流。这种国际经济失衡形成了目前反常的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即主要是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为主的资本流动格局。

　　这种格局明显是有悖经济常识和历史经验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不足。为了获得较高的回报率，资本应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但目前的情形却与此相反，是较为贫困的东亚国家向富裕的美国输出资本，造成“美国消费，东亚买单”的反常现象。

　　《21世纪》：国际经济不平衡在加剧，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很多国家要采取措施去改变这种不平衡？

　　Macfarlane：在浮动汇率体制下，政府可以使用有助于削减赤字的政策，包括减少国内需求、增加国民储蓄，施加压力促使国内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下降。但是这些都是紧缩性质的政策，结果都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

　　目前，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关键在美国，美国可以通过上述政策削减本国经常账户赤字。但目前美国的政策仍然是停留在口头上。大部分美国人对经常账户赤字并没有多少抱怨，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向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低成本借贷来补偿消费。在其他方面一些合适的政策，比如减少预算赤字，对减少经常项目赤字也是有帮助的。

　　贸易盈余并非是个好消息

　　《21世纪》：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发达国家愿意维持经常账户赤字？我们常常认为，盈余才是更有保障、更安全的。

　　Macfarlane：为什么我们总是认定经常账户赤字是难以应对的，而不认为盈余难以应对呢？我认为答案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那就是认为经常账户赤字是难以维持的，而经常账户盈余则可以永久地持续下去。

　　这种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了，发达国家由于经常账户赤字在国际市场上受到的危害应当说是较小的。即使在早期的货币制度下，很多国家也维持了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比如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的澳大利亚。

　　另一方面，我认为，东亚国家持续贸易盈余的主要原因在于，东亚金融危机巨大的破坏性给东亚国家(包括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从危机中认识到，自身经济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国际资本的冲击。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简便方法便是削减支出，而且主要是投资支出。同时，保持高储蓄率，保持贸易盈余和建立外汇储备。

　　《21世纪》：东亚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是怎样形成的呢？

　　Macfarlane：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东亚国家持续的经常项目盈余，二是东亚国家相比危机前投资的下降。我们发现，与东亚金融危机以前相比，东亚国家的储蓄率并没有太大变化，而投资率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中国例外)。如日本投资率从1996年以来下降了5.2%，同期，亚洲的其他国家投资率下降了8.7%。

　　东亚国家在危机后普遍采取了将经济安全放在首位的发展战略，采取削减支出(主要是投资支出)、保持经常账户持续盈余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应对危机的需要。

　　《21世纪》：这些巨额外汇储备给东亚国家带来了什么影响？

　　Macfarlane：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以美元形式持有，意味着东亚国家向美国输出了借贷。东亚国家以放弃本国消费为代价而建立的储备实际上是向国外以极低的利率借出，其实质是东亚国家缴纳了一笔昂贵的保险费。外汇储备建立目的是使国际投资者确信东亚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和战胜危机。巨额外汇储备造成东亚国家大量资本的低效配置，促成了当前“穷国借债给富国”的反常资本流动格局的形成。

　　我注意到直到两年前，东亚国家的官员，尤其是中国，在评论本国经济时首先要提到本国高水平的外汇储备。但在最近两年外汇储备增长已远超出他们自身的需要，他们已经不可能再为他们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感到高兴了。

　　汇率调节将改善国际收支

　　《21世纪》：在赤字和盈余间，澳大利亚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Macfarlane：我想指出的是，从长期看，固定汇率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相比其他国家的赤字更难以维持。

　　澳大利亚的教训是，贸易盈余有诱发通货膨胀的风险，经济的外部失衡最终会导致内部失衡，从而损害国内经济。

　　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经历了短暂的经常项目盈余，成为国际资本流入的理想目的地。我们当然要采取措施冲销国外资本的流入，但我们马上发现问题了。为了卖出足够的官方票据以冲销外汇资金流入，我们必须提高利息率。然而，这又将导致资本的进一步涌入。最后，货币总量迅速扩大，通货膨胀急速上升到一个我们无法接受的地步。

　　当时，我们的结论是：仅仅通过国内的紧缩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胀是不太可能的。为了减少汇率的“单方博弈”，汇率调整是势在必行的。最后，我们虽然这样做了，但由于政策滞后，通货膨胀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已经是不可避免。

　　《21世纪》：你说的这种情况，和中国目前面临的状况似乎非常相似。中国也采取了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实行冲销的政策。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工具的？

　　Macfarlane：冲销政策的实行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如果中央银行所做的，只是以低于市场利率将央行票据出售给商业银行，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冲销。这只是两者间的账户交换，没有抵消商业银行因为购买外汇而导致的存款增加。

　　但是，如果要抵消银行因为购买外汇而增加的存款，官方票据必须以较高的利率出售，这才能吸引非银行投资者取出银行存款来购买官方票据。但这显然会提升利率，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央行很少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依靠提高准备金规定和直接信贷指导这一政策组合来限制银行账户的扩张以控制货币供给。但这限制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盈利性，这种政策不可能一直持续。

　　《21世纪》：如果你认为，上述这些政策工具都没有可持续性，那你能给中国更好的建议吗？

　　Macfarlane：中国政府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保持了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同时并没有使本国经济受到大的伤害。当然，中国政府是处于一个温和的、低通胀的世界经济环境中，相比30年前的澳大利亚，实现政策目标要更为容易一些。

　　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到了中期阶段将不可能再持续下去。经常项目盈余所造成的一国经济外部失衡存在诱发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进而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固定汇率只考虑了一国经济内部均衡的需要，而忽略了外部均衡的需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通过本币升值来减少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渠道流入的外资，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内外均衡。

　　人民币升值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但汇率调整时机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应从本国国内利益出发选择正确的时机进行汇率调整，至于调整是否会对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产生什么影响倒是其次。比如，中国应该在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通货膨胀尚不明显之前进行汇率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