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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2005年5月18日讯 5月18日上午，北京《财富》全球论坛举行“中国银行业改革近况”主题大会。以下为主题大会内容实录：
主持人钱科雷：本次会议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盼望的。银行业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的银行业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家可以看到北京和上海都在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对于银行系统怎么发展，这是我们今天要进行讨论的一个重点的话题。
现在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主席台上的嘉宾.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参加今天这次会议。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先生，对于大家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他长期以来从事银行方面的工作，我们很高兴他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第二位是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他曾经也是中国银行的副行长，同样他也在银行业有着非常多的经验。
第三位是鲍达民先生，他是亚洲麦肯锡公司亚洲区董事长的主席，他在中国和亚洲区很多的银行业都参与了工作。今天下午他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经验。最后一位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保罗·W·斯佩尔特，他可以告诉我们要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在金融业还是别的行业，有他这样在美国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人，他可以到中国来告诉我们如何把他的经验带到中国，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另外，他也把安永在全球不良的贷款降低了。
首先，我想请刘明康先生先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银行业的发展情况怎么样？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您还是中国银行的行长。您正在解决很多中国银行面临的问题。在过去的两三年中间，中国在解决不良贷款的时候，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以及未来会有什么发展？
刘明康：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中，中国的商业银行有了非常大的进展。首先，进行了公司的治理，很多中国的银行都有了独立的董事会。这些董事会对于增进他们公司的治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前，如果想通过什么决议的时候，所有的决议都是一致的通过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委员会和董事会，很高兴是整个委员会做决策而不是个人做决策。第二个变化是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变化。他们在衡量不良贷款的时候，采用了新的衡量的办法，这些都是最近的变化，虽然是一些最初的变化但是他们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我认为，在未来，这些银行更注重他们所学到的技能。要指出他们面临有多大的威胁，有什么样的挑战。对这些挑战进行分析，是他们基本的经验，他们必须要从中学到经验。作为战略决策者来说，他们必须要学到这些东西。资本充足率也提高了3%，在2003年我做银监会主席的时候，能够达到全球标准的资金只有0.5%，但是到去年达到了47%以上。所以，我认为到2006年之前，80%的银行在这方面的资产，将达到国际的标准。他们不再面临资不抵债的情况。2006年底之前很好。通常我们说中国在2008奥运会前才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形势还不错。
主持人钱科雷：陈行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在读报纸的时候会看到“公司治理”的一些问题，包括腐败、贪污这类的问题。我想先请您说说最近由麦肯锡做的报告，这里面说到中国的很多银行都缺乏基础的公司治理的经验，这些问题都是分析一些危机的问题。很多银行的资产都不到1%。中间也有很多不好的治理方式。陈行长中国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治理？
陈元：中国许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在公司治理这方面的一些标准不仅仅是通过一些数据显示出来的。我们认为在市场中主要发挥作用的这些人，在资本市场中的资本机构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同的。有些人收到了钱，他们能否有效的监管，遵行一定的标准进行指标的衡量这方面我们都会有一些进展。最早我们是基于政策性的银行做的。我们认识到只有进一步的加强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同地方政府进行合作，他们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改善治理结构。鼓励一些人可以进行更好的治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改进他们的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我们正在建立这种市场，这种市场是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这些银行都是白手起家的，他们能在这方面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今年中国银行只有1%的不良贷款在年底降到1%以上。我们每个人都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都想改进市场，建设市场就必须有一些基本的金融机构。突然间有很多的快捷的公司都在这方面的工作，他们要加强监管也加强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对公司治理有利的。所以，我们鼓励在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人在市场上建立自己的机制，包括在公司机构治理方面。这样可以运转得更好，这样整个市场也能够更健康。
主持人钱科雷：我们谈论了这些问题，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很多的进展，你可以看到一些贷款的方式也改变了，有两个国有银行都进行了上市。
鲍达民：我们看一下CCB的银行董事会，你可以看到他们作出的决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推动和进展。我个人认为这个速度必须要进一步加快,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组织，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我们认为，最近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央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如何进行人事方面的决策，对于管理方面如何进行决策，我们对此应该鼓励。第二方面，面临着比较多的挑战，中央和地方的问题，在很多别的国家都看不到。在欧洲我们可以看到，地理上讲，中央和地方有很多的矛盾。我们要进行一些公司方面的治理，可能有一些分支机构不希望有这方面的挑战。但是如何的面临这方面的挑战，对于这些银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方面要加强技术，我同意刘先生刚才说的战略投资带来的最大的东西并不是资本而是技术。比如说，有30万人在这样的机构里面运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主持人钱科雷：另一个报告提到了银行发展的问题，这些银行每年可以发展5%到10%，这一点对于保持不断增长的就业是有压力的，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不良贷款解决不解决，还是解决得快和慢，是如何的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稍候我们也会谈到这一点。我们在日本看到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发展。他们的银行在中间并没有发挥一种作用，中国现在每年增长9%。
鲍达民：很明显整个银行系统必须要发展，公司的治理结构也要发展。我认为，现在有一些比较大的挑战。现在我们也要加强很多的零售业，包括一些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对于银行来说，进行利率的调整是比较困难的。对于这些银行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必须要进行危机分析，战略的投资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机构和技术。
主持人钱科雷：我们经常听见官方的报道说，中国的贷款比过去几年好了，中国银行说2002年中国的银行的贷款由3%降到了2%。这是否正确的反映了我们做的努力？
罗德曼：我们不希望从银行里拿出更多的贷款，不管是麦肯锡所说的，还是其他公司说的。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信贷。他们100%的知道自己可以完全归还贷款。不可能划一条线说，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所采取的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像刘主席刚才说的。我想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在这方面刘主席也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国务院制定了一个政策，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能够参与到银行的重组业务当中。我知道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的重组公司，而且外资也参与到了降低银行不良贷款工作当中。中国从内部来讲，他们不像以前是一个封闭的做法，他们让更多的外资参与进来。这些资产管理公司中，看到很多人在这儿进行外来的投资，建立很多的就业的机会，就像在日本一样，这些也促进了经济的改革和增长。
罗德曼：对于中国的财政部都有所帮助。现在这个资本来自另外一个渠道不是来自中国的银行了。另外，中国现在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9%-10%。
主持人钱科雷：中国现金的储备达到了6000多亿，但是对于经济的增长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比如中国的外汇的问题会尽快的解决吗？
罗德曼：首先我刚才讲的不良资产的问题和债转债的问题。昨天我们还谈到，今天的中国银行业存在了大约5000万美元的问题，这并不是对中国的GDP有什么大的影响。我感到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贷款翻了一番。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可能象征着银行系统的其他一些问题。有一个机构在几天前做了一个研究，指出可能会在过去两三年贷款翻番的同时，会增加1.4万亿人民币左右的新增的不良资产。我想问问刘主席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您是不是晚上担心的睡不着觉？
刘明康：在今后，作为监管者，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要建立起一个有弹性的银行产业。我们没有必要告诉银行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们其实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只要银行有足够的资本充盈率，而且只要中国的银行能够有覆盖贷款损失的能力，只要中国的这些银行能够掌握他们盈利的实质性数字，只要有这些条件，我们就相信不管今后会面临什么困难，但是从经济的循环周期角度来讲中国也有自己的上升下降的周期，但是这些都不是我在乎的问题。我可以比较轻松的管理这个系统，因为他们有贷款的损失储备金、资本充盈率等等。我所关心的是他们在多快的时间内学习到这些技巧，怎么能够很快的预测中国市场面临的风险以及多长时间可以取消利率的管制。这样对于银行业的人来说，可以会很清晰的对银行的风险进行评估。而且我们在多快的时间内加强市场的约束的规则，建立起借方的信贷文化，使得全社会的信贷文化都可以建立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真正在乎的事。
刘明康：虽然我们面临一些小的困难，但是这些其实并不太重要。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宏观的稳定,中国政府能够强有力的控制这些政策，只要这些条件存在我们就感到比较心安了。早上我和罗德曼讲了，你可以在你的杯子里安心的喝酒。
主持人钱科雷：关于银行的问题，前面也有嘉宾提到了货币的问题。我想问一下陈行长，您在这方面有多年的经验，从理论的角度讲，您和其他中国决策者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您认为银行的改革和中国实现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之间有什么关系，是否要先建立银行的改革之后中国才能建立良好的汇率机制？还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关联？
陈元：我想银行的改革与整个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将会在汇率机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从一般意义上讲，汇率僵硬的程度只是反映了经济僵化的程度，不仅涉及到金融业的服务还涉及到其他行业的服务。所以从整个角度讲银行要负责所有的财富。对于货币的可兑换具有很重要的责任。为了进一步减少僵化的程度，加强经济的弹性比如说促进公司的治理和借方以及加强债务市场的工具，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金融的基础设施是所有公司业务的基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基础设施，所有这些公司的治理以及良好的发展，以及风险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弹性都是没有基础的。所以，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要更多的把理论和实际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这方面，我们还要很多的工作要做。在这之后，才能把人民币兑换完全放开。
主持人钱科雷：刚才问了刘主席一个问题，大家等会也可以询问自己的问题。刘主席，中国现在很多的商业银行在海外上市，这是在国外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其中中国银行的上市，我感到奇怪的一点是，我听到周小川和其他人士都讲到，中国银行的上市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出资，或者是由中国国内的市场出资，而不是到海外去的。但是他们通过国外的投资者给他们一些约束，赢得像我这些人的关注，而且他们也需要遵守华尔街的规则等等。这样会让他们更加认真的考虑银行管理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因为现在这些银行上市的股份很少一部分是可交易的。这是否会给中国银行的行长带来一些压力？就像我们和摩根斯坦利一样也感到关切，你对于这个做什么感想？您觉得在私有化和机构投资者之间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做法能够使得中国的银行感到对于我们是压力。
刘明康：我认为首次在海外上市对于中国银行的改革是有重要作用的。银行应该接受市场的压力和一些透明度的要求。我们这些银行正在朝这方面努力。虽然我们的银行要克服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们还在面对国内和国外的资本市场。这些银行的领导人们都在进行一些准备。在我看来，我认为如果在海外上市，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因为只有自由没有规则是很混乱的。我想中国所有的银行都会考虑在海外上市，任何的银行都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控制他们上市的时间，这是取决于很多的因素的。首先，要做好非常充足的准备，而且对于今后的投资者要负责。这是我们的银行监管者向他们表明的一点。而且银行这些机构投资者在这方面也负有很多的责任。他们有责任让他们的合作伙伴在上市过程当中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方式，才能使他们的资产得到升值。这是他们自己希望看到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也很高兴。
刘明康：以前的外来战略投资者他们在国内的合作伙伴，像麦肯锡公司和一些投资的大公司为了中国的银行上市做了一些准备。我们知道国有制的问题解决起来并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看到了市场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最近我们看到不断有外资在中国银行占到了多数的股份。而且我们也看到公司很多的主席和CEO都是来自国外的一部分。
主持人钱科雷：我想他们在今后的海外上市的作用更大。因此，从根本上来讲银行必须进行改革。
刘明康：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些新的人力资源的开发，让这些人知道支付和清算的条件以及适当的条件到底是什么.第二是信息技术。我想信息技术还是有点落后的，这是中国所有银行都存在的问题。这是我们要第二优先考虑的。银行必须要告诉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时间表推进信息建设，比如你们清算的机制和其他方面是如何进行信息建设的。第三，我想在中国要完成激励的措施并不是非常容易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我们的人口是13亿，如果把任何的数字乘13亿都是非常大的。不管是信用卡还是信贷清算结算等等，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所以，要制定一个非常好的刺激的措施，要使人们有动力做正确的事情。
主持人钱科雷：由于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现在有时间问最后一个问题。
参会者：我来自台湾的一家银行，我想请问一下刘主席，您刚才讲了到2006年底中国银行的资本充盈率会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同时在这方面会有引进一些新的措施。《金融时报》最近有一个报道说，巴塞尔有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提到新的措施的微调将在2006年开始进行，大多数银行都没有做好准备在2008年的时候实施新的做法，您认为中国银行是否有必要在2006年底之前实施新的措施？
刘明康：我知道用几分钟来回答巴塞尔协议第二部的问题是不太可能的。简单的回答不可能。中国现在正在跟进巴塞尔协议第二部和第三部。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信贷的风险，第二是市场的风险，第三是操作上的风险。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掌握一些基本技能，确定这些风险到底是什么，而且要经历很长的过渡期。
主持人钱科雷：我想大家在这儿看到刘主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现场的回答，中国的银行业是有合适的人进行管理的。我想到2006年的时候，银行会有一个自由和约束的权限机制的。非常感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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