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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5月17日讯 2005年5月17日上午，北京《财富》全球论坛进行专题讨论会：“如何在亚洲做生意”。每个国家、每个大陆对于商业与经济发展的看法都有所不同。不同的社会、教育和经济环境决定了在西方起作用的操作方式、态度及模式在亚洲不一定奏效。那些希望在亚洲做生意的企业负责人需要了解哪些规则，才能在复杂的、有着微妙差别的商业环境中应付自如？几位经验丰富的行家里手与大家分享其成功、遭遇及来之不易的见解。 以下为研讨会内容实录：
主持人 高德思(Thomas D. Gorman) 《财富》杂志中文版董事长兼总编辑
发言人：诸立力(Victor L.L.Chu) 第一远东投资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利伟诚(Andrew Liveris) 陶氏化学公司总裁与首席执行官
裴瑞兹(Antonio M. Perez) 伊士曼柯达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主持人高德思：每个国家、每个大陆对于商业与经济发展的看法都有所不同。不同的社会、教育和经济环境决定了在西方起作用的操作方式、态度及模式在亚洲不一定奏效。那些希望在亚洲做生意的企业负责人需要了解哪些规则，才能在复杂的、有着微妙差别的商业环境中应付自如？
陶氏化学公司总裁与首席执行官利伟诚：一旦作出一种决定就要承担它带来的风险，几年以后你并没有得到一种好的回报，或者你觉得不错，那就再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当然风险并不是完全来自商业领域的，你做生意会面对方方面面的风险，总之没有这样一个万能的药方来保证这个风险。
利伟诚：我们必须在关系当中看到成果，我们在9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决策，把我们的生意全球化，我们选择中国和东南亚的地方，在地方建立起一些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本地选了一些人，他们深入本地的市场，也会帮助我们作出关系的决策，也帮助我们带来一些客户的价值链，帮助企业慢慢的做好，去发展。
利伟诚：这个对于中国的市场而言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因为这些企业家一方面有钱需要花出去，但是确保这项投资给他有一个回报，也许是十年、二十年，但是他要确保这个要有一个增值，我想如果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问出来。
高德思：最简单的问题是你要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的时候，你需要避免的是什么，需要消除的是什么，解决哪些不必要有的情况？我觉得你指出来的是，你的合资伙伴确实给你带来一些实效性的回报，你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要避免的因素是什么呢？
利伟诚：我在中国做生意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当然现在的关系也非常的重要了，关系当初是一切，但是现在不是全部的内容了。当然你在建立的时候，也需要找到解决的方案，当然也会有一些问题，这种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加以解决，我们找的并不只是一个合作伙伴，从成立之初起，我什么都能做到，只要我能投资资金，就什么都做到了，就是要相信这是我合作生意的伙伴，否则的话，我会给这个伙伴一个太高的期望值。
利伟诚：我想，我所期待的合作伙伴，还要经过分析加以验证我需要调查研究谁是我的合作伙伴，有的时候大家都会犯错，错的并不是你自己，并不是你的厂址选错了，最重要的出问题通常是人的因素，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所谈的是人的意思，还包括我们自己的员工。
高德思：在你们的企业报告当中，说你们现在在亚太地区有差不多3000员工，这占到你们全球员工的7%，考虑到这样的规模，考虑到一种巨大的财富，就是说你拥有丰富企业的资源，希望能够在这些团队里面分享和交流，我想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它为你们企业的成功道路上会铺好一块砖，所以我想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从你们在亚洲这么多年投资的经验来看，你是怎么看待这种98%的员工都来自中国，相对于其他的国家的一些背景你是怎么理解的？
利伟诚：我们已经进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了，第一个阶段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我们动对远东的理念都不理解，但是我们很快走出了这样的阶段，在六十年代初，也许是走在所有公司前面的，也许大家听起来转让是很复杂的事情，实际上他指的是把你本公司开发的技术和知识含量的东西转移到国外的公司，这个时候我们培养出了高管人员，比如说像陶氏化学公司有很多人是来自本地的，当然我们所做的还不止这些。
利伟诚：当谈到关系的时候，我想说一点，如果你的领导层，他掌握大部分的人际关系，我们有3000员工，有不同种类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在中国，我们是对我们的人力资源进行管理，我们坚持了很好的流动性，中国人都有很强的流动性的，比如说大陆的人，现在的工作变动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他去了美国，现在又回国求得发展，这个变化我们大家要给予充分的注意。
利伟诚：事实上我经常碰到一些在大学供职的人，他们时间久了，就会有所变动。因为在中国，他们也获得非常重要的机会，这也就是我们公司处于在第三个层面发展的原因，我相信在印度的情况也是这样。
高德思：你在香港的证交所非常的活跃。99年的时候，中国上市的公司非常的少，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了14000家了，占到了整个香港联交所的15%，40%的交易量是由这些公司完成的。还有CEO，还有管理层，以及中国大陆的高管人员，他们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你认为最主要的渠道，就是使得中国的企业管理层在成长过程遵循怎样的渠道？他们是上MBA的课程吗？还是通过咨询？他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根据你的观察。
利伟诚：我想你说的都包括在内，现在看到中国的学生去很好的商学院，去麦肯锡这样的公司，我看到非常聪明的中国人都在这样一个体系慢慢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的原来是造船的工程师，后来又成为了中远公司的老总，华润集团最早的头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后来部委的官员成为了华润的老总，后来转为了中粮集团的老总，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利伟诚：这是对大的中国的上市公司，一旦有了上市的想法的时候，他们一般是分成三部分，在香港、在上海、在纽约。一旦上市，会有很多的香港的中国人，香港的管理人员进入中国的一些公司来供职，尤其在银行部门，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过程，是在97年之后展现得比较明显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97年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负面心理的阴影，慢慢的大家从这种阴影中走出来的。现在看到我们观众有没有评论要做，我们如何来评论一种全球性的平衡，面对全球的事实，来平衡本地化。
高德思：你所处在的这个行业处在一种独一无二的风险当中，所以我要问的是，你觉得y有没有可能把全球的标准带到中国加以试用。本地化从文化上讲是非常的多元化的，那么你过去在亚太地区是怎么处理的这些问题的?
利伟诚：我想你提出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希望全球化公司面对的具有批评意义的问题，因为他必须适应本地的需要。最有效的办法是我们必须遵循一个统一的全球标准，不管我们去哪一个国家，不管这个政府是怎样界定这个标准的，我们的标准是最高水平的，一直都是这样高的，那在欧洲也是这样。因此我们首先通过一种高的资本方式，来做出一种或几种的方案，确保我们的技术和产品的竞争性，我们还有一种称为长期所有制的体制。
利伟诚：我认为化学方面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全球准则是关乎安全的，因此它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种想法越来越全球化了。中国是在以一种跳跃式的方式向前发展，他们发挥了越来越多的负责任的态度。
利伟诚：所以在我们谈到道德观的时候，这个国家做得还是不错的，尽管我们是以美国为总部的公司，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并且考虑到本地的地理特征进行转化。
利伟诚：毫无疑问，我们在道德方面和伦理方面也要不断地适应，同时遵从不同标准，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会付出很高的代价，比如说我们工厂有的地方的安全标准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好几千个小时安全工作的记录，那么这对我们的整个成本的削减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正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利伟诚：我们可以看看在安全性，保护环境方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价值，比如说公司的负责任，比如说在本国的资本市场，亚洲的市场上，怎么在亚洲的市场上体现这些价值，它是能够在当地的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要性。
利伟诚：我想我们实际上有非常好的社区委员会，所以不管他是农民，还是在巴西的农工，那么实际上我们公司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慈善性的工作，这个会改变你整个公司的风格，我想在中国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他的大规模.
利伟诚：比如说在学校，人们都注重使用技术。在各个地方都非常注重使用技术，那么我想这个也是这个国家的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科学技术来帮助人民，也就是说我们的善意，我们的责任都是结合为一体的，我们非常乐意这么做。
高德思：我们今天谈到了很多关于技术转移方面的情况，那么我们也谈到了技术创新，但是我们还要谈一下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保护，你是否了解很多的国际公司在投资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在做研发中心的时候，开发新的技术，那么他们在做这方面投资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投资方的代表，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如何看待的，中国在这方面是在不断的改善吗，是否有积极的效果呢？
利伟诚：我想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想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投资方来说，我觉得现在发展的趋势是积极的，我们看中国不光看他的今天和明天，我们可以展望他十年、十五年发展的情况，
利伟诚：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们的想法，一个就是说投资方的利益，那么在过去，我们谈到了知识产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本国开发这些新的技术，在本国作出的研发是好的，在中国的研发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对各个研发说，他们都应该有自己知识产权要保护，他们有自己的标准和基准要遵从。
利伟诚：在这方面我们对民众也进行广泛的教育，比如说对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我觉得他们对于比如说世贸组织，比其他国家的老百姓知道的更多。比如说你和一个中学生来说，谈谈中国入世有什么想法，他们都会说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教育的结果。
伊士曼柯达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裴瑞兹：我非常高兴听到昨天的一些讨论，非常高兴听见，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作为我个人的希望，我希望这种形势不断的改善，而且这对于中国和各国都是有利的。
高德思：我想大家都说了，外国公司建立了700多个研发中心在中国，我想在这方面他们恐怕不光是技术的研发，还有很多是做客户支持，支持本地的市场的发展等等，那么我想中国在研发方面也成为世界关注的地区。那么在这方面，我想诸多的措施一定产生一些具体的效果才能够使人幸福。
提问者：大家都谈到对中国的投资，现在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我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融资的问题，你觉得中国的银行，他在项目融资方面是不是现在有一些海外投资的趋势。第二个是法规方面的，很多外国商人到中国投资，你要用律师的话，你是用中国当地的律师还是用国际的律师处理你这方面的事务呢？
利伟诚：这方面有两个原因大大推动了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在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吸引的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占世界第一。
利伟诚：中国在这方面也有所改善，从战略角度来说，中国就是要把自己的投资也转换到国外去，特别是邻国去，我想这是第一个因素。
利伟诚：第二个就是人们对原材料和能源安全的关注，比如说石油，那么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投资，比如说国家发改委，还有国家计发委都批准了很多这方面大的项目。如果你在夏威夷投资一个旅馆、饭店，那你批起来就麻烦了，要走多少层的批准的手续。作为中国政府的银行来说，他很难批准这样的想法，就不像大的能源项目容易批了。
第一远东投资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诸立力：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特别愿意推动这种原材料和能源，包括原油方面的项目在海外启动，那么对比十年之前，实际上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看法，当时，我们谈到了这些法律方面的事务，当时十年以前基本上没有用当地的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大家那个时候到中国的时候都是用外国的，现在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诸立力：在中国做生意，各方面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现在中国的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数目也在不断的增加，比如说现在，他们有几十家，30-40家的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具备了做国际事务的能力。当然我谈到了最好的中国律师，其实，从律师费用来说，中国最好的律师是比外国的律师事务所收费还要高。
提问者：对于我们来说要开发业务，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我们的人才，比如说技术人员、专业人员，那么，你们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的秘密呢？
利伟诚：当然金钱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你还要对这个国家的雇员开启一个长期的计划。因为我们有制造业，我们有研发，我们有很多的专业不断的发展，现在的雇员也要给他们事业发展做一个长期的计划，以便能留住他们。
利伟诚：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是不会留住他们的。因为现在的竞争其激烈，我想现在跳槽率差不多到10%-15%，这是一般的跳槽率，但是，总比有一些地区的跳槽率要低，因为有一些地区的跳槽率会达到30%-35%，在这个知识的转移方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很多年轻的雇员包括我们公司年轻的雇员，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求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他们在知识上，在其他方面的需求，那么你就可以保留住你们的人才，那么在中国我想也是这样的情况，在亚洲也是如此。
利伟诚：我想我们的公司将来恐怕在中国的业务规模将会超过我们在美国的业务规模。我们现在美国的销售额达到230亿，我们在中国的销售额很可能会超过美国，而且我们看到新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成长，我们有有很多的知识的转移，所以你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保留住你的人才。
裴瑞兹：我想在这方面也要树立一些榜样，如果有一些人非常的成功，你就应该让他们不断地提升，在公司占据高位，这样使他们留下来。或者是你给他们做一个长期的发展计划，以便留住他们。
高德思：如果做合资企业的话，你当然有一些预期的概念，你期望的合作伙伴能做到什么样的事？那么一般来说，你们在合作的时候，你认为他们能够遵守他们的承诺吗？因为有一些合作伙伴不行，那么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能够得到什么样好的结果呢？在这方面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体验呢？请谈一下。
诸立力：你说得很对，我们投资的合资企业差不多有80个，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定额的投资，有的时候是作为一个独资的企业来运营。但是作为合资企业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你就有合作伙伴，你有一个股东的协议，我们就是在这个协议下，我们有这样独立决策的能力，18个合资公司里面差不多有14个给我们一些自主权，我们还通过谈判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现在做了二十多年了，如果说你的合资伙伴关系太成功了，在五年之后他们会找我们了，这是一个最初级的阶段，现在我们要发展成熟多了。
利伟诚：不管是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这个控股权都好，一种多组合的合作关系，你管理他的同时，要考虑到合作形式，就是需要你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理念，能够在董事会当中有所代表，只要有一个新方加入，他就有一个代言人，你做好将来分道扬镳的打算，在过去的几十年前，还有分道扬镳的事情发生，但有时候很不幸的是，你不得不去试图使得你的合资伙伴继续，因为你承担的太多了。
提问者：我是来自奥地利的，我们听到你们谈在投资当中的股权问题、知识产权，但是好象还没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保护你们的投资品牌，因为要建立起一个品牌需要花很多的钱，那么有时候你一转头看到这么多的假冒品牌，你们觉得这方面是怎么样的，你们是怎么利用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裴瑞兹：因为这个不好回答，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就接受了一个事实：有很多的产品他会用我们的颜色、用我们的标签，那么在我们的公司，具体情况当中而言，我们最早所做的贸易是电话生意的时候，有成百万的用户，他们也是在卖我们柯达的东西，他们确实这么做，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裴瑞兹：诚实的讲，我不认为他们有这样的法律工具，来制止他们的行为，这是我的看法，我们感觉到一直以来有两种情况，本地的政府他们是不错的，他们试图对你伸出援手，但是用百分比表现的话，我们发现这种情况还是超出控制的局面。
高德思：你从法律的角度同意他的评论吗？
诸立力：我想也许我会和刚才谈到的知识产权问题给出一个相似回答，因为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就想说，他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组合，沿海地区、北京、上海都非常的先进了，他们也明白了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品牌保护的重要性，但是你们还要知道，有一些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他们生活水平包括发达的程度，都和前面的无法比拟，因此我们是在中国这么大，这么不同的地方来做生意，所以你们需要关注到这些差异。
提问者：还是这个问题，一般来讲，谈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任何一个顾问都会说，一定要非常的严格，不允许任何的侵权，那么你觉得在中国，包括其他的亚洲市场，这样的一种方法会不会引起本地人的反感，这种反感，最后会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带来损害而不是好处。
诸立力：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很有意思，你要在广东的话，你需要有一个行政的机关，也就是地方政府帮助你，很多情况下，地方的利益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你如果遇到问题，你要找外省的人帮助，比如说国家的公安部门，比如说上海的安全机构，总之是要有管辖权的国家层面的机构，，
诸立力：因此你说找到一个高层调查组来上海，打击广东的制假团伙，如果你在上海当地找呢，可能你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疏散掉了。如果你措施不严的话，，就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力，他们还会接着这么做，当然还有一些后发的反应，可以让本地的公关做一些相关的工作，我这是从我们的角度谈一谈我们的看法。
诸立力：我们差不多在台湾遇到了第一起工业盗版案，由于互联网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有防火墙，我们的雇员是通过一些密码才能进入，然后，他进入了以后，突破了我们的防火墙把我们整个的产品性能下载了下来，打包卖给了中国的政府。
诸立力：我想这样一类的情形，我们是不能够允许出现的，尤其是通过宽带这样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出现。所以当你们想加入国际层面的时候，想加入这个舞台的话，一定要采取一些预案，因为，所有的这些FDI，也就是说，外国的直接投资，有可能由于盗版的发生，而转投向别处。
高德思：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谈下去，但是我们的时间到了，所以跟我一些感谢所有的发言人，谢谢！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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