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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5月18日讯 2005年5月18日上午，北京《财富》全球论坛进行专题讨论会：“知识产权：更多的问题还是相互理解？ ”。主题：专利权、商标及侵权问题长期困扰着全球商界，致使一些公司为保护其知识产权不受侵害而放弃其全球拓展计划。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多普遍？亚洲国家都采取了哪些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哪些领域取得了进步？还存在哪些不足？时间框架是怎样的？
以下为专题讨论会内容实录：
罗伯特·福瑞德曼：我是财富的国际编辑，我们要谈的问题是知识产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国家，掌管知识产权当然是很有知识含量的工作，我们今天可以听听王景川部长的一些意见，同时我们也可以听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也可以听一下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样进一步的努力。
罗伯特·福瑞德曼：现在介绍一下发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先生，接下来是丹·克利克曼先生，他是美国电影协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过去是美国议员，再右边是辉瑞制药公司的总裁杰弗瑞·肯德勒先生，飞利浦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张匙先生，再右面是大卫·福拉茨先生，他是一位律师。下面首先从杰弗瑞·肯德勒先生开始。你们认为世界上有“10%-15%”的冒牌药品来自于中国，这对于整个制药行业来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说DVD如果是盗版的话，可能不会伤害什么人，但是假冒的药品可能会伤害人的生命，那么你对这点是怎么看的？
杰弗瑞·肯德勒：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想先说一些积极的事情。和美国、欧盟相比，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处理的时间相对来说短得多，但是它也取得了很多成就。我想王先生会详细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中国政府在各个层次上都表明要保护知识产权，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是很积极的一方面。
杰弗瑞·肯德勒：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中国公司本身也需要知识产权保护，今天在早些的谈话中我们也听到了这些观点。在医药行业70%左右的专利都是来自于中国公司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我想这是一种在中国内部他们自己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一个很好的发展。
杰弗瑞·肯德勒：说完这些之后，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假冒的问题，估计大约世界上10%-15%的药品是假冒的，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中国。我想这确实引起了很严重的安全问题，不光是对中国公民，包括对国外公民的健康都造成了威胁。中国政府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努力进行执法工作，有很多行动。我们很高兴能听到有一些省的政府官员都在追查制造假冒药品的商人。但是这些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执法工作，更多的努力，来没收和扣押这些假冒产品。希望这方面的执法工作和制裁力度能够加强。
杰弗瑞·肯德勒：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制造假冒商品的人蹲监狱的话，可能更令人鼓舞。假冒商品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个透明的法制系统。中国将履行自己贸易方面的一些承诺，比如在“伟哥”专利权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进行了7年之久的研究，有一些中国的品牌对我们进行了挑战，我们希望中国的药品、食品监督局能够承认我们这个品牌的合法性，能够禁止中国一些公司仿冒我们的产品，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想在中国发展，必须要感到一致的、透明的知识产权体制。
主持人罗伯特·福瑞德曼：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听薄部长说过，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有一些新的法律和执法工作。我们也听到大唐中国公司负责人说，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他们公司有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王局长我想问您两方面的问题，你们已经取得了什么进展？将来还要继续做什么样的工作？
王景川：各位上午好，在回答罗伯特·福瑞德曼先生的两个问题之前，我先谈谈我的心情。我承担着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是具有巨大压力的工作。因为从事这项工作这么多年来，和世界各跨国公司特别是中国很多企业有联系。历史证明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保护水平，与国家发展力水平相适应，并且能够跟随未来发展的需要而变革，才能真正促进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否则就会产生负面的作用。合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同样侵犯知识产权也是一个历史性和全球性的问题。
王景川：我个人认为，即使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有数百年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敢讲那里不存在侵权的问题。前不久我看到一份资料，美国软件联盟委托调查公司进行全球性的盗版方面的调查，据这个材料讲，目前在全世界销售软件中，盗版的比例大体占36%左右，其中美国大约24%。罗伯特·福瑞德曼先生刚才说，中国盗版软件达到了95%，我进行了推算，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那么中国软件产业将占中国GDP8%以上，这超过了中国整个信息产业的全部产值，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调查报告这个数据是有意义的，它说明侵权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王景川：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到现在为止仅有20几年的历史，我们起步很晚，但发展是很快的。这不仅体现在建立了与国际规则相符合，并且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而且很有创意地走了一条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保护“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工作机制。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中国法院可以依法独立审判，以及中国的《民法》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进行审理，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以及《刑法》对知识产权的犯罪追求刑事责任，对犯罪人可以判处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据我所知这个量刑的标准在全世界是最高的。
王景川：中国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实行了多部门的联合工作机制，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执法，打击违反知识产权制假和售假的行为。去年5月份，中国成立了以吴仪副总理为组长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并决定从2004年的9月起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在专利权、商标权、制作权等领域，在进出口商品等重点环节，在侵权、制假、售假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展打击行动，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同时中国加强了和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交流，听取了有关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个人认为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中国政府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打击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毕竟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仅有20多年的历史，保护知识产权这项工作政府要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仅仅靠政府的作为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它需要整个国民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王景川：同时我们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从我们实施“建立和发展知识产权制度”20几年的实践来看，在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我们努力平衡知识产权的创造者、所有者、应用者、消费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平衡处理得好，保护就会有力度。谢谢！
主持人罗伯特·福瑞德曼：谢谢王局长。
主持人罗伯特·福瑞德曼：丹·克利克曼，您现在在美国电影协会任职，以前您是在华盛顿您担任议员，那么这期间有什么重要的工作？
丹·克利克曼：我作为克林顿政府的成员来过这里，那时候讨论关于中国加入WTO的方面的问题。我同意刚才发言所说的，这里确实有非常多的知识产权方面的进展。但是这里也有很大的问题，盗版的问题很大，家庭里的DVD产品我们估计大概有95%是盗版的，这不仅是在中国，在法国、印度等等都是如此。它不仅伤害了中国电影制造人，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电影行业有很多好的电影、很多好的电影导演比如张艺谋得《英雄》《十面埋伏》等，这些电影都是在通过美国公司在世界上发行的，这些产品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有活力的中国电影行业，盗版行业对此会产生负面影响。
丹·克利克曼：另外一个问题，所有的世界电影行业每年只能在中国推出20部产品，这里缺少市场准入的问题，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你在街上买盗版盘的话，可以买到上千部的电影，但是正式引入的只有二十几部，这样鼓励了盗版行业。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想成为世界文化的交融点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每个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合作发行等。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往前走，在美国我作为前国会议员，我可以说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不满，昨天参议院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没有表决，就是美国对制假等方面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贸易组织中的地位下降，我们希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是一个贡献者。在美国，尤其是我们的国会，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罗伯特·福瑞德曼：张钥先生，我想请问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之后，你们公司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对抗性的措施？
张钥：1985年前我们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合资公司，现在我们这个公司规模已经很大了，2004年收入达到了90亿美元，同时我们也建立了15个研发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然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也面临很多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包括DVD的问题。但是我总是相信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像杰弗瑞·肯德勒刚才提的那样，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政府当局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只经历了26年进行学习，这个国家有13亿人口，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复杂的问题，管理到今天这个水平，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努力，并且感谢他们的努力。
张钥：但是另一方面，飞利浦公司也坚信，当然也认为不应该仅仅批评这个问题的局势，而是应该提供解决办法。这包括在过去26年中，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提出开放式的创新思维。首先我们认为任何技术都应该建立在共享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想要维持任何技术的专有性，而是把它共享。通过共享你应该有可行的商业回报，这种回报就是在研发当中可持续的模式中进行。我想这个观念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普及。对于飞利浦公司来说，我们也一直支持中国政府建立知识产权系统，因为我们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专家、更多的公众参与。这个领域我们也一直努力和各大学进行合作，我们和中国三所大学进行了合作，建立了知识产权学院。我们希望这样做可以帮助中国更快地培育更多的专业人士。比如更快地注册专利等等。就像王局长知道的那样，他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士来支持这个进程，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专业人士，在这个领域里帮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张钥：最后对于造假活动，我们都开玩笑地说，在中国，越成功就有越多的假冒产品。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要对那些利用我们这些创新的人让步，这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执法的力度，包括这里有很多地方上的考虑，而不是和中央的考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更多地考虑当地的周围环境，在这方面，上个礼拜我们赢得了第一个关于针对飞利浦灯泡的造假案，当事人大概被判处了4、5年的监禁。
大卫·福拉茨：首先要介绍一下对中国现状的评估，然后介绍一下可以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首先是在电影、娱乐领域，另外一个就是商标，再一个比如像美国的盗版问题。在国际市场上对盗版产品的需求非常大，在美国没收了很多盗版产品，对中国、俄罗斯、菲律宾和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药品市场是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我想它的问题就是准入的价格非常高，很多公司在人力资源方面要投入很大。很多中国人从美国回到中国来，问他们学到了什么东西，问他们谁正在创建下一波的革命的话，他总会说是新的企业家。现在世界各国都认为应该有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电讯领域里面有这样的认识，我希望在娱乐领域的前景也能更好，但是可能没有短期的解决办法，我们要展望未来。
大卫·福拉茨：再一个，对于全球IP的战略我要提几点。首先，大部分美国公司在考虑到IP公司的时候就想到中国，但是中国只是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他们整个IP的战略只是转移到中国来，而不是真正的全球战略，中国只是它战略的一部分。第二点，几年前美国公司来找我，在过去两、三年当中有更多的中国公司问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建立起全球的版权战略”，因为要进入欧美市场的原因等等。最近我收到了一个日本公司在美国受到侵权的案件，这种国际合作贸易的案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回顾一下，这个公司就是完全没有自卫的能力，对于中国公司，要想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的话，首先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
主持人罗伯特·福瑞德曼：下面请听众提问。
提问：我的问题是三方面的。第一，我们一直谈论中国遭到世界各地的抨击，就是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问题。我认为世界应该帮助中国解决问题，而不是批评中国。第二点，盗版活动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在进行，所以应该是攻击整个世界各地的盗版活动，而不仅仅是攻击中国。第三个问题，那些可以制造东西的人是可以模仿任何东西的，比如软件业，应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主持人罗伯特·福瑞德曼：我想这是软件制造商的责任问题。
丹·克利克曼：现在任何产品都可以模仿，甚至是药品。盗版者他们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容易制造假冒的复杂的产品。我想解释一点，要解决世界各地都存在的问题，单挑中国当然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主持人罗伯特·福瑞德曼：请问王部长一个问题，您比我们大家都熟悉中国，我们估计中国经济三分之一都是基于盗版活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能很高。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是很重要的，这就意味着中国明天立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很多人会失业，所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你的工作，也是政府的工作。你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王景川：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法治、宣传、执法几个方面来进行努力遏制，采取了很多具体的行为。首先中央政府在2003年开始对各部门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全部使用正版软件。这个工作我认为很困难，需要很大的努力，但是做的很有成效。我们正向全社会发出一个信号，我们要用正当的途径使用正版软件，而且我们还利用宣传活动，比如从青少年中，从娃娃抓起，倡导使用正版软件。
王景川：我赞成在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和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过程中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努力，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人员培训、信息交换、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和发展中国家能够相互更加理解，要加强对话与合作。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我认为要营造一个“合作而非对抗、对话而非指责”这样一个局面，对于任何国家和政府，当它已经在努力保护知识产权的时候，应该给予它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它的进步，用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它的发展问题。形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互动的氛围，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谢谢！
主持人罗伯特·福瑞德曼：非常感谢您，还有您对我所提出问题的回应。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发言，大家听到的信息是共享的，没有任何“版权”问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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