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谁更有竞争力 专家称10年上海就能赶上香港

　　段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沪港城市竞争力报告》课题组带头人)访谈

　　文 邬静娜

　　现在的香港和上海谁更有实力？在未来，香港和上海谁能发展得更快？

　　虽然在气质、文化上，这两座城市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以至于历史上，香港一度被认为是另一个上海，而上海则是发展后香港的翻版。但一切都阻止不了竞争。

　　在香港坐拥繁荣20年之后，它忽然发现必须把上海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来看待。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和内地的核心城市迅速地成长起来了，而上海就是它们的代表。上海在经历了40年的沉寂之后，也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发展的标杆。于是上海人问，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香港；而香港人也在问，香港什么时候会被上海赶上。

　　如何准确地评估这两个城市的实力呢？香港中文大学段樵教授在香港“明天会更好”基金支持下从2000年开始了这样的调查。他们每年都要走访大量跨国企业在两地设立的分部，就32项国际城市竞争力指标进行评分。上一年的调查报告都在次年的年初推出。2001年“沪港竞争力”第一次推出，就在香港引起了极大关注，成为沪港竞合的一个重要参照体系。

　　从2004年起《东方早报》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捐助款项，全程支持。“沪港国际城市竞争力报告”调查，2004年度报告将于近期推出。

　　新浪网财经频道将于5月21日9点半于上海现场直播由《东方早报》主办的《沪港峰会》，届时将发布《沪港城市竞争力报告2005》。

　　《东方早报》：上海在这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是否接受了一些来自香港的商业功能的转移？

　　段樵：在香港的广义上的上海商人，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差不多1980年代初期就陆陆续续回上海发展了。当然，真正大规模的还是这十多年的事情。

　　这些商人把营商的理念、手法借着投资也一并带到了上海，上海市政府以及那些有抱负的商人，就开始利用这些有形的资金和无形的观念、方法。上海原本就有商业传统，广义的上海人本来就有经商的底子、倾向，只是在计划经济下隐藏起来了。来自香港的投资、营商方式和人脉再一次进入时，他们身上的这种本质就显现出来了。这可以说是1990年代以后香港对于上海的一种回馈。上海服务业在许多表现上与香港有很多的相似性，而上海地产的经营手法和香港也很相似。

　　《东方早报》：您此前说过，香港和上海是天生的竞争关系。但两地的领导人都说香港和上海如同鸟的两翼。那么通过您的调查香港和上海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段樵：在中国这个大的经济体中，香港和上海肯定会有竞争，但争的是第一名。任何一个大国，都需要不止一个金融中心。中国太大了，就像一个大工厂只有一个发动机不够一样。竞争的结果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第一名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金融业，再细化一点，比如总贷款数哪个多、进入的外资银行数哪个多、外资银行的业务哪个做得更多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竞争是好的，其中一个城市的崛起不会逼死另外一个城市。就像陈良宇先生说的那样，中国那么大，上海和香港又隔得那么远，各管着各的一片经济辐射地，就吃用不尽了。

　　《东方早报》：您这里还是着重说的竞争关系，两地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呢？

　　段樵：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肯定会存在互补关系。跨国公司在进入一个新的区域时，会选择和熟悉当地的公司进行业务联盟，在商场如战场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策略联盟。策略联盟就是在一定的期间，甚至是竞争对手的企业，也都可以是伙伴。这是短期行为，跨国公司一旦熟悉当地之后，不见得愿意再有合作。

　　香港和上海的互补，第一是地区上的。香港的公司进入上海的经济辐射区时，先选择和上海企业合作。因为上海企业有网络，而香港有先进的管理理念，有利于彼此能进入各自进不去的领域。上海在进入珠三角时，也是一样的。香港的地方小，没有办法在制造业上腾挪，但是香港可以进行制造业高端所需要的科技研究，这也是香港以后可以考虑的一个定位。

　　企业之间有合作，政府层面也有合作，比如陈良宇就去香港招人。香港和上海各有各的经验和长处。

　　《东方早报》：但上海最近的发展还是给香港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段樵：是的。2000年到2001年，香港人说上海会比说香港多。我们的研究其实并不是看准了这个时机，但是发布时，香港各大报刊都做了报道。因为虽然大家都在说，但是都不知道怎么样去科学地比较。

　　《东方早报》：香港人问，上海什么时候会赶上香港？也许上海人会问得更多，因为它是一个后来者。从您最新的研究来看，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段樵：两地比较最通常的一个指标就是GDP。从这个指标出发，上海和香港的比较就很容易。比如说过去10年，每年的GDP增长率减去当年的物价增长，如果上海是10，香港是3的话，就很容易算出在现有基础上，上海几年能赶上香港。用另外一种方法，赶上的速度更快：用GDP的增长值和物价的平减指数来算一下。每个国家的货币购买力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的货币购买力是100，在中国可能是160，也就意味着美国的货币在中国更好用。对比现阶段的上海和香港，上海的物价在2000年至2001年还是比香港低，也就是说货币购买力在上海比在香港高。

　　我们算了一下，10年里上海就能赶上香港。

　　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数学模型，没有实际性意义。什么时候会赶上，要看拿什么做标准，可以是GDP，也可以是平减以后的GDP，还可以用相当多的其他指标，比如访问上海的外国人，国际金融的交易量等来估算。所以这个是很难去评估的。要说赶超，就必须设一个具体的标准。

　　另外，一个指标赶上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整个城市整体赶上了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在田径上拿了一块金牌，能说我们在整个田径领域都赶上了世界水平呢？恐怕不能。

　　但上海经济的发展潜力相对要比较好。香港就那么大，也就那么几家学校，人才的储备就不能和上海比。相比上海，香港的先天条件不足。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那么突出两地的竞争，香港和上海能同步发展、良性竞争就好了。

　　《东方早报》：和香港相比，上海在发展过程中的优劣势何在呢？

　　段樵：上海的优势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可以和现在的香港不一样。上海地大、物博、人多，它以制造业为依托所走的路，香港已经没有条件走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在金融和服务这一块，上海很难赶上香港，这与两地不同的法制有关。

　　即使以后中国的资本市场全部开放了，内地对于外资公司的管理也一定会比香港严。从这个角度讲，上海发展金融相对会困难些。

　　金融这一块中的国内金融方面，相比上海，香港又是吃亏的。金融中心又可以分为以国内为主的和以国际为主。比如东京，虽然也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但它的主要业务是对内的。香港和上海到底谁优谁劣，如果这样分析下去，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东方早报》：香港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而上海也在努力把自己建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对此，我听到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上海走上正轨之后中国就不需要香港了；另一种则认为上海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不大。您怎么看呢？

　　段樵：国际金融中心，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可以不止一个。一个地方，只要和外界有金融上的往来，有了国际性的金融业务，就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北京也有这个可能，各大银行的总行都在那里，北京也希望发展自己的金融业。以后的北京将是中国北部的金融中心。但除此之外，北京的各个银行与外国银行之间都有联系，你能说它不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吗？

　　我想很多人在提到这样的比较时，主要的问题是比较哪个金融中心更大？即使以后中国有了几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香港和上海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大家做的主从业务不一样。比如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他们都是以国际金融为主的，都是以服务境外为主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它们两个各有各的侧重点。新加坡从1960年代就开始做离岸美元业务，香港则是做境外贷款。这样的竞争就如同这个百货公司是以女装为主，它的男装可能就没办法和另外一家的比。

　　《东方早报》：香港从回归之后就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准确定位。从现在看来，它的定位是否已经明晰化？对于香港来说怎样的选择是最好的？

　　段樵：定位还是很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的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社会上众说纷纭，不以领导的拍板为依规，那形成共识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香港大概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现有的优势，如国际市场为主的贸易、金融，良港和空港的优势，整合这些已有的资源，把物流做到更好。在区域旅游中担负起龙头的角色。香港的旅游业早已承认不可能有当地旅游这回事了。一周时间里，珠三角就可以连成一条线。但可以以香港先进的营商理念和管理手段，来让香港成为区域旅游的中心。另外就是搞些创意工业，比如如何和商业联系在一起。

　　《东方早报》：您曾经说过，香港的出路在珠三角。香港定位自己在珠三角中的位置为核心城市，广州和深圳都是小珠三角的核心城市，香港该如何处理和广州、深圳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待有关深圳沦为二流城市的担忧？

　　段樵：深圳和香港最后必然会连在一起，因为太近了，深圳和香港加在一起也就3000多平方公里，比上海还小。若干年后，香港和深圳绝对是一个城市。

　　广州就有点不一样。广州离香港远，与内地的商贸关系强；香港强的是对外贸易，这个网络是互补的。但将来难免会抢哪个是第一名。在长三角、京津塘，城市之间的矛盾都是司空见惯的，也不用特别介意。香港和广州此后会有竞争，广州在心理上就不能接受香港超过它。因为历史上广州始终是老大，广州是沿海城市中第一个开埠的，而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才慢慢发展起来。

　　对深圳沦为二流城市，我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深圳的发展是个奇迹，但和香港分不开。深圳是第一批特区之一，它和香港连在一起，时空的优越性使它的发展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找不到第二个。它今天的状况可以说是时间、空间和机缘的集合。

　　深圳和香港的合并是必然的。因为它也就那么大，合并之后也就是一个大都市所具有的范围，还不是特大城市。我和深圳朋友讲，你们的马路、城市那么好，香港相对的条件还差一点，以后大家都是大香港市或者深港市的一部分，深圳是新区，香港是旧城，哪来的一流二流之分？

　　《东方早报》：您觉得泛珠三角的区域划分是否合理？国内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泛珠三角内部有互补的经济关系，内地有制造业基础，而沿海有出口能力；而另外一种则认为这其中行政的拉郎配痕迹比较重。

　　段樵：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泛珠三角是共同市场式的，就像欧洲一样。省际有一定的行政障碍，比如省际的货运、旅行社的跨省经营，银行的跨省业务，都存在人为的障碍。国际的非关税壁垒出现在了中国的行政区之间，建立泛珠三角的目的就是打破这种行政壁垒。我想“9＋2”这种模式是区域共同市场的开始，至少出发点是好的，能不能做好现在还不知道。

　　《东方早报》：以香港为龙头的珠三角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存在竞争关系，它们对中西部的经济腹地也都是势在必得。比如对于湖北这个中国的中心，通往中西部的大门，哪个三角洲对其的吸引力会更大？湖北会更倾向于哪一个？

　　段樵：这个只能按照个别的行业来分析。如果是对外贸易为主的行业，那它会考虑经过广州到香港的成本效益，与原本它经过上海走的方案，哪个会更好一点。市场经济条件下，货比三家是自然的。如果是汽车这样以内销为主的产业，长三角对它的吸引力则会更大。因为汽车很容易能销售到长三角中下游去。上海与国内各省都有很好的商贸联系，我去南京路的时候，发现各省最好的商品都能在这边找到。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上海都是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

　　竞争是必然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竞争，会使中国整体经济的活力都增强。对于湖北来说，也没有必要亲近这个或者亲近那个。在“9＋2”中也谈过，江西、四川和湖南的北部，传统就是属于长江流域的，南部离广东省近。以后高速公路、铁路修得好，那这边的货物自然就不经过长江上的港口了。

　　附：段樵简历

　　1973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随即任教于台湾大学。1977年起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迄今，历任学院学系主任、副院长，署理校外进修学院院长。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研究发展委员会主席。段教授著作较丰，计有专书及教科书29本，学术论文、会议论文等论著近二百篇，且为中外多本学术期刊编辑。段教授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及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等国际组织顾问。2000年起段樵负责的“沪港国际城市竞争力报告”开始进行香港及上海城市竞争力比较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