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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鼓励NGO介入救灾、救济，每天公布有关捐助和重建、补助情况，这样有助于公众的监督，保证救灾资金的安全
国家审计署对大姚地震救灾款的审计公告一经发布，舆论哗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救灾款不能完全用到灾民身上，我们捐款还有没有意义？”很多人如此表示自己的困惑。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退休老教授潘一飞，2003年从电视上看到大姚地震的新闻后，同老伴一起给地震灾区捐赠了2000元钱。“听到这个消息(大姚地震资金审计结果)我也很吃惊。”他告诉《财经》，“当然这并不会影响我以后继续给灾区捐赠，不过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完善救灾资金管理制度，保障救灾资金使用的安全和规范化。”
类似的想法在民间非常普遍。云南省民政厅救灾救济处工作人员邱瑜，至今仍记着这样尴尬的一幕：
2004年7月，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的大盈江地区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各级政府全力救灾赈灾的同时，来自民间的捐赠也很积极。当时香港一个商人特意赶到昆明捐赠。不过他没有捐钱，而是买了3000吨大米，而且自己亲自监督运往灾区。
“显然，他不信任我们(民政部门)。”邱瑜告诉《财经》，那个商人不愿意直接捐钱，就是担心钱不能真正花到灾民身上。实际上，大盈江地区是云南省的鱼米之乡，盛产大米，灾民并不缺口粮。
“此次审计署对大姚地震救灾资金的审计，重点是政府财政资金，同时也对社会捐助资金和物资的管理使用进行了审计。”邱瑜告诉《财经》。在这方面，审计报告也发现了一些疏漏，比如救灾物资管理混乱、使用随意、缺乏手续或手续不全、监督不到位等。
“问题主要是人力不足。”邱瑜解释，云南省民政厅救灾救济处另外还挂着两个牌子——“云南省经常性社会救助接受工作站”、“云南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三个牌子一套人马，只有七名工作人员，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在基层更为严重，很多县民政局的救灾救济科一般就两三个人，开展工作很难。
问题是，自然灾害的频度和烈度都是不确定的，很难确定民政系统毕竟安排多少人手救灾为宜。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原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杨团认为，救灾和灾后重建应该发挥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杨团认为，NGO介入的主要作用不是组织捐款，而是监督政府及相关部门把救灾款用好。NGO在执行有关救灾政策时，相对公正，没有私利，发现问题成本也低。因此，政府应鼓励NGO介入救灾、救济，与主要的NGO组织保持合作，政府出钱，给予资金等支持，让民间机构去做；对于救济款来源、流向，应该每天公布有关捐助和重建、补助情况。这样有助于公众的监督。即使发现问题，也容易纠正。
据《财经》了解，在国外，遇到紧急灾害时，NGO往往非常活跃，表现出及时、高效、灵活、创新的优势。
例如，在日本阪神大地震中，最先赶到现场并发挥作用的就是NGO；韩国金融风暴后，在NGO的动员下，公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捐赠高潮；在美国，NGO不仅消除了肆虐的黄热病，而且研究出了小儿麻痹症疫苗。在我国的台湾地区，NGO甚至有自己的专用直升机，1999年发生“921”地震时，他们在震中援助和灾后重建中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不过，中国的NGO目前还很难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目前的NGO分为两类——“官办型”和“民间草根层型”。大多数官办NGO原来都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后来虽然形式上分离出来，实质上基本还属于政府的附属机构，有些甚至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再多挂一块牌子。
至于“草根层NGO”，在现行法律制度下连自身的“正名问题”都没有解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成立非营利组织首先需要有一个“挂靠单位”。根据分级管理原则，一个全国性组织的“挂靠单位”必须为部委一级。此外，如果同一行政领域已经有相同或类似组织，则不予注册，但几乎每一个行政领域，都已经有了一个官办NGO。迫于时势，中国现有的NGO要么选择作“黑户”，要么就借道工商部门注册。
谁来保护民间赈灾资金的安全？这在当前仍然还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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