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鱼燕翅
长江流域的沥沥春雨,显然不会让黄金周里去南方旅游的人们感到太多的愉快。烦恼也降临到了扎堆来北京的游客身上:靠近天安门的几个地铁站都关了,那些希望参加升旗仪式的人们得先做好“远足”的准备。
然后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地铁站也都封了。因为5月9日这天要在这里举行胜利日的庆典,因为胜利日的庆典是政治家们的庆典。
三大战胜国之一的英国的领导人没有出现在红场的贵宾席中。布莱尔的工党在庆典开始前4天赢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比起去异国缅怀历史的胜利,现实胜利后的组阁显然是更紧迫的工作。同样让他感到紧迫的是,工党比4年前少了47个议席,尽管在欧洲大国中唯一保持经济繁荣的内政成就,使得工党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但参加伊战的外交政策,却使得反对布莱尔的党内议员扩大到了90个——这使得他很有可能在第三个任期内因内部“逼宫”而下台。第三次连任的布莱尔已经追平了“铁娘子”的战后连任的记录——而后者也是在第三次任期内下台的。
在“三年两总理”的亚平宁半岛,连续执政4年的贝卢斯科尼也终于下台了。但这不是意大利人缺席红场庆典的理由,9个月前他们已经被诺曼底的庆典拒绝过一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昔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十分鲜明地树立起了欧洲大国中最孱弱和首鼠“两端”的形象。
不景气的国内经济和参加伊战引发的反对声,把AC米兰老板推下了总理宝座,中国人则可以饶有兴致地去做两个预测:意大利倚仗欧元强势而在2003年抢去的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交椅,今年能否被中国重新坐回?有前车之鉴的新总理是否会改变前任的伊战政策,使得意大利再次在一场牵动全球的战争中成为最大的骑墙者?
发明“骑墙”这个词的中国人,当然最深谙此间的运作之妙。连战走了,宋楚瑜来了,在这个时机的把握上,再次体现出台岛政党角力中“关键少数”的角色特点。而执政能力日益成熟的北京决策者们,对台岛政治力量取势三路的精妙操作所表现出的智慧,则已经不是骑墙这个中性词所能涵盖的。
可惜我们在某些“新事物”面前,还是经常容易以缺乏常识和经验不足去原谅自己。“股权分置”给投资者带来的有限利益和补偿,与因此引发的无限的扩容和风险的博弈结果,使得中国股市在“五·九”胜利日这天,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溃败。
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同一年诞生,或者说与现代经济学同年的美国,当然不会经常表现出经验和常识上的缺失。时隔4年,美国宣布再次发行30年期国债,表明了财政赤字既是其近忧也是远虑;5月3日,格林斯潘再次以最少的幅度和最快的速度宣布升息,从中国的楼价到欧元的汇率,都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资本回流的迹象。似乎不是一种巧合,世界银行的行长在美元利率提高到3%的同时,公开建议把只有2%的欧元利率再降一点。我们突然发现,自从28个月前欧元利率降到这个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后,欧元区的实际政策性利率已两年多接近零的水平。我们需要怀疑的显然不是世行行长的常识或经验,而是这位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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