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技术主义者的中国式惆怅

　　尚进/文

　　当伽达默尔在他的《科学时代的理性》中写道，“我们生活的时代，物理性的文明改变创造了现代性，这个时代的人更喜欢以这些器物来标志自己，就如同并不确切的诸多神器时代。”恰恰今日《财富》杂志的500强企业，正在成为我们这个商业经济时代的“神器”。利用新的技术方法提升企业效率，成为了今日财富500强中很多老牌企业在20世纪初的制胜 法宝。尽管在财富500强的榜单中，依靠吃资源饭的陈年老店并不少，但是诸如通用电气、三星这类技术派，越来越成为《财富》杂志500强的骨干。

　　商业经济所主宰的财富每个时代都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亨利·卢斯和他的《财富》杂志赶上了一个好时段，一个财富变化频率越来越快的时段。面对变化，财富500强的名单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财富与荣誉的分配，永远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实际上在财富500强的历史上，能够引起我们兴奋的企业，大部分都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算机浪潮。恰恰是这种技术的变迁，激发了人类财富的重新分配。面对中国企业对于财富500强由来已久的蠢蠢欲动，所有人都明白，单纯依靠出售资源类企业的整合，或者单一的垄断性行业，在商业经济面前似乎是那么的无力。实际上，在中国这些年的商业经济前沿，尤其是经历了2000年前互联网经济的企业，发现越来越多曾经坚信柳传志的贸工技顺序，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而走技术主义路线，终于开始被更多的现实主义者们所接受。面对100年来世界财富越发加剧的分化，不断保持技术优势，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财富拥有者的杀手锏。于是，我们要不要信奉技术主义，这正在成为中国企业界与知识界犹豫与惆怅的问题。

　　盖茨与乔布斯，

　　谁是中国技术主义的青年导师？

　　“比尔·盖茨还是极客吗？”这是美国信息技术宗师理查德·伍尔曼在每年一次的封闭智囊聚会上曾经说过的。此时不得不让我们重提沃伦·本尼斯那本畅销书《极客与怪杰：领导是怎样炼成的》。尽管在沃伦·本尼斯本人看来：“google的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才是新一代极客的代表，而盖茨似乎在从极客(GEEK)往怪杰(GEEZER)方向退化。”实际上极客与崇尚技术主义有着非常强烈的联系，至少对于一贯对待极客现象囫囵吞枣的我们，极客与正在退化的怪杰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周围根本就没有几个活生生的极客案例。这也是中国充斥着IT精英、知本家这类名词的原因。而当与比尔·盖茨一同创立微软的保罗·艾伦不断出现在探索频道或者国家地理节目中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怀疑保罗·艾伦还是不是可以划归极客范围了，因为真正的极客是不可能整天花精力去建设超级私人游艇，或者亲自动手参与私人航天项目的，更不会见到一个极客整天为自己购买的篮球和橄榄球队喜形于色。这样看来那位单枪匹马从海边小城市来中关村卖杀毒软件发家的王老师，俨然可以算是我们身边的保罗·艾伦，因为在他看来卖房子比开发软件投资回报比更大。

　　实际上极客的形象却越发地鲜明起来，因为公众对于这些年轻的创造者极具兴趣，极客们都信奉技术主义，且拥有一定的财富，却并不在奢靡的享受上挥霍，甚至其中不乏反商业的特例。更为重要的是，极客们所追求的创造与消费精神，成为了特立独行年代每个人试图模仿的要旨。而随着iPod的热卖，史蒂夫·乔布斯的摇滚硅谷人气派，也渐渐地在征服更多的人。不得不承认，90年代初盖茨被很多无知的家长奉为子女的学习方向，这种盲目却悄悄地为我们今日的中国式技术主义播下了一些种子。但实际上盖茨的光辉形象和曾经的思想标杆作用正在悄悄被消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在国内摇滚大爷崔健的身上找到盖茨的侧影。都是开创各自领域的先河，盖茨在70年代末开创了个人电脑的软件先河以及商业软件授权这种聚宝盆模式，而崔健则在80年代用摇滚给大家洗了脑，都在经历50岁前后的不惑，而关键的是他们曾经被奉若精神偶像的时代，正在消失。打碎旧神像树立新偶像的时代趋势不可避免地附加在他们身上，因为新一代的孩子们已经不再把当世界首富或者硅谷神童这样的梦想列入可行范围了。此时此刻在精神上，只剩下了对技术主义的崇拜与追求，做个极客或者伪极客，似乎仅仅是脸面和精神上的问题。因为在当下崇尚技术的一代人眼中，走技术路线的理工科更能发财致富，即便混个硅谷印度人手下的程序员，也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开始。

　　技术主义的有想法与没办法

　　相比对于管理学者的崇拜，以及对于资本运作的研习技术很长一段时间纯粹是口头上的追求。当“技术官僚”被用来形容理工科出身的各级管理者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技术至少在中国依旧是施洋夷以制夷的认识延续。这可以被视作对于技术主义的非理性亵渎之一。而当中国企业创造的GDP是日本企业的三分之一，能耗上却几乎相同时，我们需要崇尚技术主义，这种论调就会短暂的再次浮现。实际上，市场换技术，这条始自80年代的战略，曾经是一贯有仿制精神的中国企业最好的技术主义机会。

　　但压倒性的OEM模式，却成为了商业经济给予中国技术生产界的生存命运。以至于OEM的驱动让我们拥有了极度丰富的生产技能，却要同时面对整日的简单劳动，而又一次的面对技术主义，发生了偷懒性质的蜕变。并不是所有的中国OEM者们都忘却了自我技术，譬如京东方通过资本手段并入韩国现代LCD生产线及技术，以及武汉光机电基地的出现，都在暗示着技术主义的“死灰复燃”，但是正如同前面所说的，面对技术储备的匮乏以及做渠道贩卖组装的轻松，无法考量到底有多少企业能够对技术主义卧薪尝胆。

　　看看在技术设计领域颇有声誉的日本工业设计奖，被视为像诺贝尔奖那样富有理想和人文色彩，但却又充满技术味道。始托于此，工业产品设计奖项大大地激发了企业技术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设计潜力，这远非一种激励机制那么简单，就如同现如今抱着电脑试图做点什么的年轻人一样，20年前，抱着创造点什么新奇玩意的想法，无数人走向了这条工业产品设计之路。这种全社会对于技术主义的认同，直接造就了依靠技术研发消费产品发家的诸多日本企业。

　　不过面对三菱的4G64发动机，每一个中国的技术派都应该在心中默默流泪，这台沈阳三菱合资厂生产的大功率汽车发动机，几乎“混血”了一半的中国本土汽车。猎豹、陆风、得利卡、双环等数款SUV上都充斥着4G64发动机的身影，甚至华晨中华轿车和哈飞赛豹这些“自主研发”的品种也被“混血”。如何看待4G64引擎与本土技术主义的关系，成为了技术圈内徘徊的疑问。固然这款引擎技术成熟，且排气量能够满足中型以上车辆的需要，但是过分的拿来主义直接妨碍了本土引擎的进展。很多时候真相是市场彻底地决定了技术，而市场却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三菱4G发动机仅仅是技术引进的一个例证，美国《家用电器》杂志曾经对中国产廉价DVD冲击全球市场进行过分析，与4G发动机一样，在美国的分析人士看来，廉价DVD的出现要归结于日本松下和日立在90年代后期的技术释放。文章最后说道：“韩国现代如果没有三菱在80年代初的技术释放也不会有今天，而中国的电器似乎正试图重演韩国三星、LG的步伐。日本《产经新闻》在一次采访中，将技术开放问题更加的透明化，在他们看来90年代末松下和日立向中国企业释放DVD影碟机和CD音响的技术，直接造成了中国DVD的全球性低价泛滥。实际上不仅仅DVD，松下北京显像管厂很大程度上造就了90年代末彩电的全球性降价，而韩国手机设计所也成为了中国国产手机的技术提供者，类似的技术开放不胜枚举。按照《产经新闻》最后的论断，这种技术开放需要停手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向中国和韩国释放一些技术，直接影响了全球低端市场的价格，同时也不能满足技术升级换取再次利润的技术商业原则。而中国的企业历经十余年的市场换技术阶段，当原来的技术提供者不再提供的时候，能否自主研发信奉技术主义呢？

　　消费顺民与技术刺头

　　还记得话剧《茶馆》中的松二爷吗，他那个鼻烟是英格力士的，洋表是瑞士国的，这八国联军都得伺候咱儿。这种消费主义的情绪，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中国技术主义的对立面。

　　“新世纪似乎越来越缺乏让人兴奋的事情了”，这是《滚石》杂志2003年增刊号上的一番感慨。没有人能解释这本一贯倡导60年代精神的杂志为什么会感到一丝空虚，但现实世界似乎正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彻底的变化。面对后现代文明，是什么力量在加速推动生活的改变，这是社会学者们整日争论的问题。有人说上世纪50年代推动生活变化的力量是电视，60年代是摇滚乐，80年代是个人电脑，90年代则是互联网，而新世纪之初的空缺让很多人产生了一丝迷茫。

　　环顾身边，很多东西似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在无限地扩展，越来越多的产品在改变着生活方式，人们更注重自己所使用的消费品是否符合潮流，一个人或一代人的精神都可以被器物化。按照新技术思路设计出的各类产品，替代了音乐和电影，成为了人们更为热衷探讨的话题。新技术主义所开创的时代要比文学或者艺术更能促进你的生活和消费。塞缪尔·安德里安·阿德素(Samuel Adrian Adshead)曾经以历史学的视角研究文化是如何影响经济，进而支配消费主义的，在他看来全球的消费者们正在从商人精神向生产者精神演变，嘴皮子伶俐的推销员被传媒所取代了，而人们对于消费品潮流的追求更加厉害。我们处在一个技术主义的发情期，咱拿起一个美国人造的或者是欧洲人造的或者是日本人造的机器就会用，比如iPod或HDV摄影机，由衷赞叹那是个好东西，阅读说明书的劲头比看什么波兹曼的书来劲多了。波兹曼是谁？他是“习惯性的失望与不满者”，早死了。

　　似乎老老实实做一个全球化下的消费顺民，与做一个崇尚技术主义的刺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尽管对于日货所代表的技术，每个时代都会发出一些异议的声音，但是我们似乎对于自己的技术却越来越充斥不信任的情绪。当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中控诉，“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与自私，坚信技术主义的精神，让人类为了进步而进步，进而失去文明的自由”。对于充满理性的国人，思考这种纯经济层面的技术，远没有探讨社会生活下的技术盲目崇拜有劲头。技术文明前进的步伐不可能因为这种对于技术主义的怀疑而停止，技术改变未来，这种空洞的口号也许缺乏理性的人文思考，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与财富，确实与你所掌握的技术优势成正比。在你还没有靠技术优势吃饱穿暖，垄断财富500强前，还是多给技术主义一些信任更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