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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明显提高，主要是由于工业和为之服务的基础设施行业投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短期波动的情况表明，经济上升期投资率提高而消费率降低，下降阶段则相反。
卢中原 执笔
一、影响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动的主要因素分析
1.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基本动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的增长潜力还很大，消费空间将进一步拓展，这会导致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但是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可能制约消费率的提高。
2.高储蓄支撑着高投资，而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则压低消费率。20世纪90年代，我国总储蓄率(其中居民储蓄占一半以上)稳定在40%左右，2003年高达47%，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因而同期我国的投资率也大体如此。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出现储蓄倾向上升而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1989～2003年，城乡居民储蓄平均增长22.6%，而消费支出平均仅增长11.9%；城镇消费倾向由0.88下降为0.77，农村消费倾向由0.89下降到0.74。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随之都降低。
从长期看，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养老负担加重，居民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预测，2000～2010年，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到2020年可能降到35%以下。
3.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是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在快速工业化阶段，投资率主要取决于第二产业比重。据世界银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在工业化初期平均为15%，中期为20%，末期则为23%。我们研究发现，亚洲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加速期，第二产业比重和投资率一直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出现过投资率十年平均为35%以上，或40%左右，其中新加坡达到43%以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资率都曾连续数年高于40%。
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明显提高，主要是由于工业和为之服务的基础设施行业投资快速增长：1999～2003年，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的比重由58%上升为64%，在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总额中，工业投资比重从37.6%递增到44.1%，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投资比重大体保持在25%以上。在基本实现工业化之前，高投资率可能将一直维持。据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预测，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之比可能大体为40∶60，期间还会出现一定波动，但由于工业化程度相对稳定，投资率上升的空间并不大。
4.城市化加速期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期和中期，对拉高投资率的作用明显加大。现阶段，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城市和基础设施的扩张。近十年来，全社会投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直大大高于第二产业，2003年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2001年甚至高出40个百分点还多。城市化进程既是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又对后者产生推动作用。以往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现在两者都在加速，必然强劲拉高投资率。随着工业化基本完成，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第三产业发展进入后期，即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的贡献来提高增加值，投资需求较低的现代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明显上升，投资率将会逐步降低。
5.经济周期性因素对投资率、消费率波动具有明显影响。我国经济短期波动的情况表明，经济上升期投资率提高而消费率降低，下降阶段则相反。在内需主导型经济中，经济回升主要靠投资增长带动，除了扩张性政策刺激外，根本上是由于消费升温，并通过生产领域的产业关联，引发投资的自我加速或乘数效应。与投资快速扩张相比，消费增长比较稳定。在控制总需求膨胀时，重点也是使投资增速放慢，而消费一般会保持稳定增长。
中长期经济波动取决于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进而会通过投资波动表现出来。通常可以用一定时期的平均值，作为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波动的趋势线。例如，我国1990～2003年的平均投资率为38.6%，平均消费率为59.2%，可作为参考。
6.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消长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相对平稳，明显区别于计划经济时期两者比例的严重失衡。这说明，微观运行基础和宏观调节机制越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协调变动。
7.统计因素对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可能有一定影响。我国公布的消费率已经包含住房折旧，与国际统计口径基本可比。但由于农村住房和未上市公房尚未形成市场价格，难以准确计算现价折旧，因此估算住房折旧时资料并不完整，这可能对消费率造成一定低估。尽管这种低估可能并不明显(房地产业占GDP比重只有2%)，现行统计方法仍需进一步完善。
二、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的关系值得重视
1.政府投资率上升明显快于非政府投资率。1992～2003年，政府投资率由2.3%迅速上升到7%，提高4.7个百分点；而非政府投资率由35%上升到35.3%，仅提高0.3个百分点。政府投资率快速上升有客观原因，例如治理通货紧缩，抗击“非典”和“申奥”成功等，需要增加政府直接投资。但是也说明，投资率的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率快速上升所拉动的。
2.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1992～2003年，政府消费率由13.1%下降到12.6%，居民消费率由48.6%下降为42.9%。国际比较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2000年居民消费率世界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平均为69%，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6%，我国仅为48%。需要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并不等于消费增长速度慢和消费水平低；而且在国际上，并不是消费率越高，消费水平必然也越高，在低收入国家尤为如此。
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政府消费率平均为23%，其中亚洲为25%。
三、政策建议
1.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规律，保持投资稳定增长。关键是着力健全经济运行机制，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而不宜把投资率和消费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
2.控制政府投资，适当增加政府消费。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应当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严格控制预算内投资增长。公共服务职能也应尽量由政府消费来履行。政府消费支出有必要随GDP增长而相应增加，但政府消费率不宜过快上升，以免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3.提高最终消费率的重点在于提高居民消费率。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落实促进农民增收的各项政策。以城市为重点进一步拓展新的消费领域、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增强其带动和扩散效应。改善居民支出预期，增强居民对养老、医疗、再就业和子女教育的安全感，引导其增加即期消费。
4.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妥善处理劳资关系。督促企业认真执行我国劳动法和工会法，改善劳工条件，提高企业整体素质，避免企业牺牲劳动者利益而片面追求资本的利益。
(张立群、李建伟参加了本报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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