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屋檐下

　　作者：覃旭

　　当环渤海经济圈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

　　第三极时，环渤海或京津冀必然成为天津的现实选择，天津将如何选择属于自己的机会？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此问题，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李维安院长和北 京国际城市研究院院长连玉明教授。

　　京津合作有契机

　　记者：您怎样看近几年的天津发展？

　　李维安：近几年天津有了新跨越，有多年基础的天津为什么现在起飞？关键是天津的思路变了，思路变化是最大的变化。不是拘泥于原有的资产、财政收入来搞建设，而用发展的思路、用潜力进行建设，这是天津近几年的最大变化。

　　记者：如果把天津看作一个公司，您觉得天津这个大公司近几年治理得如何？

　　李维安：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天津的发展，天津这个大公司对中小股民权益保护得不错，如拿出60%的财力来考虑百姓的衣食住行，天津的下岗失业率低，再就业工作做得好。保护小股民的力度与比例可以，但是从量来看就不大，大家都是低工资，如何把蛋糕做大、大家的收入都提高，现在是个核心问题。

　　搞公司治理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理而治理，而是为了保证科学决策、使天津向良好的方向发展，近几年治理不足之处就是发展、创新没有形成治理机制，公司讲第三方人才治理，提独立董事。大连在薄熙来主政时候这点做得不错。

　　记者：天津是否可以成为金融中心一直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您持何观点？

　　李维安：南开大学以前最出名的科目是商科，现在国际商学院很出名，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是天津以前就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也是金融中心。现在天津金融业在快速发展，今后可以在专业化金融机构建设多下力气，专业保险、分品种金融交易类如期货都可以尝试。如现在的中德住房银行就有特色。其实天津更是一个制造业中心。

　　记者：虽然北京和天津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位于直径100公里的区域里两座特大型城市，但京津这两个城市在一段时间里却有“距离”，3月28日您去北京参加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会议，觉得津京很远吗？

　　李维安：现在不远，京津两位市长宣布城际轻轨将于今年7月开工，2008年后就更加近了。两个城市的联系就更加密切。

　　记者：两个城市的联系密切后，该以什么方式交往？

　　李维安：以前，北京自觉是老大，天津不愿当老二，这样双方关系就走入一个误区。当然两边都有责任。现在环渤海经济圈战略的提出，滨海新区发展提速，北京、天津关系要重新定位。

　　记者：北京、天津该如何定位？

　　李维安：天津以前的城市定位模糊，尤其软定位不清。认识上也有误区：光强调灯下黑，不见树下荫。

　　我们研究世界上一些城市，发现一种首都和港口城市的双子型发展模式有借鉴意义，像日本的东京和横滨，韩国的汉城和仁川，都是如此发展起来的。

　　“灯下黑”的京津经济趋同结构给两个城市都带来伤害。北京和天津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北京和天津都有各自的机会。北京要拿出自己的老大的气概来，该转移的产业就要转出去，天津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与北京形成良好的产业分工关系。

　　记者：外国有无可以借鉴的直接经验？

　　李维安：日本已经形成一个经济圈：东京和横滨连为一体，到了横滨就到了东京。最令人关注的环渤海经济圈可以为津京一体化提供机会，天津的滨海可以成为津京一体化的桥梁，它走出孤岛与津京联为一体就可为津京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现在北京发展卫星城，卫星城不是郊区，卫星城是津京都可以辐射的范围。

　　记者：津京合作看来还需要更为广阔的语境，但是因缺乏有机合作而在一些方面进行同质竞争。从微观层面看有没有路径？

　　李维安：我们研究发现，对照北京与天津发展模式，跨国企业为津京区域合作做出模式，摩托罗拉研发在北京生产在天津，丰田销售在北京生产在天津。这模式值得借鉴。因为，国内企业发展大了，也在考虑企业中心的重新设置问题。大的企业有研发中心、制造中心、经营中心和行政中心等，行政和研发中心可以设在北京，经营和制造中心可不可以放在天津呢？

　　记者：北京与天津共同在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要快速发展，在合作中应该怎样分工？

　　李维安：环渤海圈目前还是一个地理概念，各个城市没有形成产业结构链。从区域的角度出发，北京与天津可组成双城，优势互补，共同发挥北方中心城市作用。北京进一步强化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天津则积极发挥港口和滨海新区的作用，并在一些产业发展上确立比较优势，天津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无论是老大还是老二，一种新的模式将使北京和天津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记者：根据新规划，北京城市定位不提“经济中心”概念，天津有打造北方经济中心的天然基础，您看天津在打造北方经济中心的路上会有什么障碍？

　　李维安：天津处于环渤海中心位置，要打造北方经济中心主要考虑与北京、河北的合作战略关系。今年北京两会首次提出京津冀区域协调，提出在产业分工、交通构建、市场培育、环境改善、旅游发展等五大领域内推动京津冀的区域合作，就给天津一个发展的机遇。所以天津要崛起，首先要京津合作，其次天津自己要更加开放。

　　记者：当年留学归国，面对诱惑，您选择了母校。今天，如果让您重新选择，还会回到南开大学、回到天津吗？

　　李维安：对，还是回南开大学、回天津。

　　合作需要制度保障

　　记者：天津如何能让感叹句更加有力持久？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迅猛，您怎么看环渤海发展态势？京津处于怎样的位置？

　　连玉明：根据我们的研究，长三角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珠三角现在正由原来的不自觉走向自觉的整合；环渤海经济圈也就是以京津为中心包括京津和冀北地区的10几个城市；这几个三角将会成为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的多元增长极。从发展态势来看，长三角属于主动整合型的，从产业分工、产业网络、政府的协作体系、共同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目前还属于起步阶段，结果是“北京吃不了，天津吃不饱”。

　　记者：京津城际铁轨今年7月开工，那么京津合作的条件更加成熟，具体讲合作空间在哪里？

　　连玉明：首先在于共同市场，是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和一体化。在共同市场的概念下，首先要进行市场分工，在产业战略上进行分工。天津发挥它的港口和贸易的优势来拉动发展，北京则要用其强大的集聚能力来整合资源然后进行扩散。现在说“天津吃不饱”，就是因为天津港口城市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而北京因为没有港口经济的拉动，发展也受到影响。由于产业分工没有形成，京津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

　　记者：要实现京津资源互补，您认为面临的障碍主要有哪些？

　　连玉明：首先是双方观念上的障碍，缺乏区域一体化思维，京津都是直辖市，都更多考虑自己；其次是制度上的障碍，长三角、珠三角发展都是产业链合作、市场主导，先是由企业参与、市场主导最后才到政府间的协商和政府间的制度安排。由于京津特殊的现实背景，京津合作不再是以前的技术层面的合作而是战略层面的竞合，完全靠市场的力量是难以推动的，所以我认为为京津一体化问题一开始就要进行政府的推动，要进行政府高层间的制度性安排，没有行政推动，京津合作是很难的。不过现在环渤海经济圈被提升为国家战略，这个问题会解决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京津合作应该是战略合作，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

　　连玉明：应该建立一种竞合机制。

　　记者：如果按您的说法，京津靠政府的行政力量进行资源整合，会不会再次出现行政指令代替市场决定一切的问题？

　　连玉明：因为市场主体之间没有冲突，所以合作就必然是自上而下的，而不会是自下而上。虽然最终的合作是要通过市场来完成，但是开始还是要有行政的推动，尤其需要中央政策的推动。

　　记者：就目前的情况看，您认为京津合作的契机在哪里？

　　连玉明：最大的契机就是奥运，京津合作打造新的奥运圈，最终会促成“京三角”的崛起。

　　天津：成长的烦恼

　　金融重镇天津的采访之行已经结束了，期间有许多故事实际都很有意思，值得一叙，但是我觉得说说采访中的几个细节也许更为必要。因为宏观天津该说的、不该说都在前边已经充数,细节天津还有待记者的补充。

　　在天津采访中，最让记者意外的采访对象有三个人：两位出租车司机，一位政府官员。到津后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企业家，而是两个出租车司机，一个名叫郭垡，另一位是姓崔女士。他们的共性都是有下岗经历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担子不轻。郭垡的话是“你要好好报道，我们天津变化大着呢!”态度很诚恳。得知记者为采访报道天津经济发展而来，一个平静：“城市大了，当家不易，我们小家庭练起来都不易，嘛况且城市呢？”崔女士的话透着更多的宽容、实在。

　　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说出乎意外，因为出租车司机岗位特点是见各色人等，信息流自然也在这里汇聚。在城市里，要想出租车司机不骂娘不易，说好话的城市目前只有大连，而天津这两位师傅无论出乎情感还是理性，都传递了天津市民的心态新信息：市民心气正在上来。他们没有以“三五八十”这个宏大叙事来说话，他们更加希望自己能够共享城市发展的实在。

　　另一个采访对象是政府机关的一名公务员，因身份、职业故，我不便道其名姓。除了感动，他留给我的还有敬意。在他的同事与记者保持相当距离的环境里，他接受了采访，并且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天津的发展是注定的，这个注定是由合力、社会环境、社会意识和制度创新诸要素建构。官员不打官腔，敢于直面对记者，除了勇气、良知，对所在社会生态的信心是最为重要的。他的行为本身就证明：今天的天津是一个更向往开放的天津，这也许就是这个城市的主流价值方向。而要把这个方向化为现实路径，从部分公务员畏惧新闻媒体的现状看，心态调整、角色转换这类成长中的苦恼是难免的。

　　记者住在南开大学的谊园，感受南开是顺道之事。南开青年南开大学全国MBA联合论坛执委会主席尚志文和他的搭档让记者感受到天津的全国视野，“我们要邀请全国近100家大学及几十所海外大学参加论坛”。在他们的先生、学界顶尖高手李维安院长的办公室里，记者听到的是“南开不只是天津的南开，是中国的南开”，“走出去”是他们的共同想法。

　　李维安院长自豪的不只是他的“南开指数”的复兴，更在于他的事业在与这个城市共同成长。

　　成长就自然有成长中的烦恼，天津的烦恼除了宏观层面外还有许多细节不够：城市还在建设之中，大风一起沙飞扬；晚十点以后，记者吃饭还得打车到处找；实在的酒家菜量超大微笑不足等等。此类细节还有不少。城市细节或许只是片面的细节，反映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是细节，是城市具体实在的开放表征。浙江开放时间并不比作为中国第一批开放城市的天津早，而现在浙江的服务业和服务意识已经成为中西部城市的样板。

　　天津的城市细节现在也许还没有时间来打磨，但是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好的细节也要上心，否则拿什么与洋气的上海、大气的北京相比。不论是老大还是老二，作为直辖市总得要有自己的角色，尽管角色是可以改变的。

　　记者视为细节的一些东西，在专家眼里则不然。南开大学几位青年教师就看得更加远些，“关心天津的人都知道，天津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太上进，小富即安，还有点派头，没有太多的服务意识。”他们这样对记者说。

　　持同样观点的人，不仅是校园里的老师，还有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而在他们的语言中这个问题的描述就是“这是天津的下一步需要下大力气的工作，进一步改革开放。”

　　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成绩，记者只能等下次去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