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银行改制最终目的是建立有效银行体系

　　文/本刊记者 杨光润

　　4月14日上午，美国花旗集团Smith Barney 经济和市场分析部副总裁、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博士，从香港来到北京，在《资本市场》记者面前，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和重组进行路辨之探。

　　改革就是建立有效银行体系

　　银行改制重组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改？

　　黄益平博士认为：“从总体上看，改革的长期目标只有一个，即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银行体系。”

　　他说，“改革以前资金和资本的配置主要是通过财政体系来实现的，现在通过市场机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有效的银行体系。”

　　“改革以前，中国只有一个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而其他的几个所谓银行，只是财政部的一个部门。所以当时关于银行改革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建立更多的银行。最开始的时候建立了四大银行，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城市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再之后包括现在我们外资、花旗银行的进来。”

　　“现在应该说我们的银行体系已经非常庞大，从贷款占GDP的比例就可以看出来，应该是150%以上。这已经非常庞大，而且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产权来看已经比较多样化了。”

　　“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银行体系。” 黄益平博士强调道。

　　对此，他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是建立实体性的银行体系，目前这个工作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但仍然有发展的空间，比如民营银行比例过低等；二是如何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即如何使现有的银行体系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

　　对于第二个方面，他认为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要改善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要完善外部的制度环境。

　　他觉得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银行不应是光资金进来了出去了，然后同时制造很多坏帐，这样不论是使金融体系还是经济增长的结构都很难持续下去。

　　如何变成有效的银行？黄益平博士开出的药方是，“首要的问题就是银行的业务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业务，一方面把存款者的钱收进来，一方面把钱给贷出去，这中间一定要增加回报；第二要降低风险，风险主要包括信息不确定，比如宏观经济以后会怎样？利率走势会怎样？这些问题并不是银行可以控制和影响的；还有就是信息不完全，包括你把钱贷给企业，但不管你怎么去了解，你对企业的了解总是间接信息，你不可能对企业有一个彻底的完全的了解，这其中就是风险。

　　如何化解？他觉得最主要有两个，一个从制度的角度来完善内部的治理结构，比如说你本身的产权结构或者监督管理等；另一个应该是和外部的制衡，比方说我们的管制体系和市场环境怎样。他举例到，“利率是由国家决定还是市场决定，它本身对银行运作的方式和结果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看银行改革，应从这样两方面来看。”

　　道德风险是改革最大问题

　　谈到银行业改革面临的问题，黄益平博士认为道德风险是银行管理中最大的问题，并且道德风险本身也是随着改革进程而不断变化。

　　他认为，道德风险是银行改革中永远都会有的问题。

　　作为一个银行管理人员，是不是能够真正按照银行的长期利益来做决策？

　　黄益平博士谈道：“我们刚刚开始银行改革，把一部分的资金配置、资本配置的功能转移到银行以后，很多的业务实际上还是由中央计划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企业应该拿到多少钱，什么样的部门应该多少，什么样的利率等等。实际上对于管理银行的人没有很多的自主权，所以当初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没有自主权也没有激励，管理者没有很大兴趣真正做事。”

　　“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银行管理，管理者也不是非常在乎，因为他也没有权限去改变；第二方面，做的好坏，对于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他55元钱一个月的工资，做好也是55元，做不好也是55元，所以这时候的道德风险就是不尽职。尽管是有银行了，但它的运作基本上还是一个计划体系，和原来的财政调拨前实质上没有很大的变化。”

　　“因此，下一步改革应该给银行的管理人员更多的的自主权，要让制度的功能慢慢淡化，因为建立银行的目就是为了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给银行管理者决策权力扩大，也就是对他的经营支持放宽，行长可以决定把钱贷到哪里，给谁贷多少，甚至将来有权力在利率上放宽，这个时候所出现的道德风险就和过去又不太一样了，比如腐败，比如决策不当等等，他有了很多的权限，也有很多的激励，但不一定能保证他的行为符合银行的长期利益。”

　　从看坏帐到看资本充足率

　　怎样改善一家银行呢？

　　从2003年以来新政府在银行业改革方面的新动作，黄益平博士谈到，“监管体系的改革成为非常重要的部分。”

　　“银监会开始运作，有法律依据地对银行进行管制，虽然出现‘法律依据清楚，实施起来困难’的尴尬局面，但是体系的建立本身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对银行的评价由单纯的看坏账比例转向考察银行资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银行为降低坏账比例引起的许多不合理行为；”

　　“其次，对银行制度本身如何控制风险问题也采取了措施，比如统一坏账分类原则、会计制度、建立内部风险控制体系等等；”

　　“再次，治理结构和产权结构方面，把国有独资体系转变为股份制，谋求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寻找战略投资者。”

　　上市不是改革的结束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黄博士表示中国银行业改革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上市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结束。

　　他认为，“从最近的发展来看，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仍然很大，虽然在短期内，由于所有者是国家而且国家有足够的财政支持能力，危机不会显露，但是从长期来看，风险非常实在。银行‘黑洞’有多深？让人难以预料。”

　　“坏账比例从官方数字来看，在几年内从30%下降到13%，虽然变化大，但由于每个银行对坏账的定义不同，使得这个数据的意义要大打折扣；坏账比率尽管下降，但每年的贷款额却以高于20%的速度增长，其中隐含着潜在的风险因素，几年之后可能显露；银行负债比例依然很高，一旦宏观形势不好，对银行资产的质量将会有很大挑战。”

　　改革路径借鉴国际经验

　　黄益平博士认为改革成功与否，主要看以下几个方面是否有进展：外部环境是否得到改善；立法、监管方面是否有很好的体系；产权改革是否成功，国家所占有的股份是否大大降低；除监管当局之外，市场对银行监管发挥多大作用。

　　98年、99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时候在很多银行实施坏帐责任制，如果你贷了一笔贷款，如果这个贷款哪一天变成坏帐了，你要终身负责。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本身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我们知道凡是做银行肯定要有坏帐，不管你是多好的银行，肯定会有一部分是坏帐，况且你做了好帐对你自己的激励并不是很充分，最终就导致他们就在自己银行的存款上不贷钱，这种情况变得比较严重。

　　从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多数国家开始给银行注资，结果又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财政包袱。到现在，基本上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类似的情况。

　　第二个方面的改革就是监管体系。像韩国、泰国，他们有了自己独立的银行监管体系，或者是由其他机构兼顾这个工作，使得他们所谓的权力范围，或他们工作的能力得到了加强。监管体系得到改善，包括坏帐的定义 或者是坏帐划定的规则也变得比较的严格。在监管体系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第三个方面变化比较大的是，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所谓的新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置坏帐，在多数国家，像泰国和韩国主要是一个所谓的中央化的体系，一个国家成立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所有银行体系的坏帐。

　　最后一个方面是在金融体系的结构方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的并购的现象。当然也有一些银行比如在韩国运作不下去了，国家收回来；也有一些小银行的倒闭、关门或者被其他的银行兼并的情况。

　　从以上的国际经验再反观我们的银行改革，黄博士认为，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和当初东南亚国家的改革，本身区别不是非常大，基本上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和他们所做的工作也都差不太多。

　　分拆大银行有助改革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黄博士还认为分拆一部分大银行有助于改革，因为规模大，改革难度大，并且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受到影响，政府不会任由大银行破产，但是对中小银行的做法却不一样。

　　他说，“虽然中国是大经济，有几家大银行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大经济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大银行，是有竞争力的大银行，是由市场主导而不是政府支撑的大银行。

　　“国企改革不彻底，给银行改革、整个金融体制改革带来很大的困难。如果这些改革不完成的话，那彻底改善银行会比较困难。虽然大银行本身可以有潜在的规模效益，但是规模效益的回报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没有一个相应内部的机制，搞大银行反而不好，因为这样的大银行是政府把他们捏在一起的。现在如果把他们分拆了，以后再通过市场的力量把他们融合起来，到那时“大”才真正有规模效益，如果没有规模效益它就不会去做‘大’了。”

　　最后，关于花旗银行集团在中国银行业的抱负有多大？ “花旗集团在中国市场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雄心，一定要在今后几年或者十年成为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前十大银行。” 黄益平博士透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