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农信社变身

　　能否达到“花钱买机制”的目标，能否兼顾商业目标和“服务三农”的政策性目标，即将挂牌的北京农业商业银行将经受更为实质性的考验

　　□本刊记者 任波/文

　　2005年以来，北京市各级农村信用社(下称农信社)一直沉浸在积极乐观的情绪中。截 至4月20日，各基层联社已先后召开完毕社员代表大会。经全体社员表决，通过了从农信社改制成为农业商业银行的决议。

　　至此，在向“全国首家农村商业银行”的冲刺中，较之上海和天津，北京市农信社已居于领先地位，其筹建工作正式启动。

　　2003年6月，国务院发文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包括吉林、江西等八省被列入首批试点。2004年下半年，改革试点扩大化后，北京才被列入其中。时间不过半年，北京的整体改制方案已经通过，进入筹建阶段。按计划，到今年6月底左右，将正式进入筹建商业银行的申请程序；2005年底前，便可挂牌营业。

　　今年2月21日，《北京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办公厅、银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多重政府部门的审核和批准。由此，北京市农村信用社成为全国首家获批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的省级信用社，将在北京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各区县、乡镇农村信用社三级法人的基础上，成立一级法人的省级“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下称北京农商行)。

　　在全国农信社改革第一轮试点推开后，八省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省联社模式，因其产权无法明晰，且隐含大量道德风险，此举曾备受诟病，被不少专家目为过渡性选择。对于第二轮试点，有专家表示，农信社改制和改革方式转变的主要目的是鼓励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改革创新，建立一个可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层次金融需求的多样化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因此，第二轮试点应注重模式选择的多样化。

　　据了解，截至目前，除新疆，绝大部分试点地区的方案已经获得批准。除北京、上海两市分别获准成立一级法人架构股份制商业银行，天津市农信社选择了农村合作银行两级架构，其他省几乎仍旧都是省(市)联社模式。

　　作为首家获批筹备省级农村商业银行的北京市，财务重组架构大局已定，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挂牌。然而通过一系列行政措施推动的重组之后，能否达到“花钱买机制”的目标，能否兼顾商业目标和“服务三农”的政策性目标，北京农商行还将经受更为实质性的考验。

　　多方输血

　　“前景肯定是好的，我们的员工都很支持。”4月12日，在北京市农信社海淀区东升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现场，五道口分社主任王京明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他深信不疑，改制之后，信用社效益会有明显改善。在市联社办公楼内，记者见到墙壁上悬挂着以示庆祝的大红招贴画，印刷很是考究。

　　改制的直接收益是明显的，那就是来自包括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多方输血，“化解历史包袱”成为改制最受欢迎的题目。

　　北京市农村信用社成立于1951年，遍布全市14个区县和部分城区，目前总共127个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其中营业网点696个，这一数字仅次于中国工商银行。

　　早在2000年，北京市农村信用社便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联社，当时采取的是“订书机式的重组”，将散落各地的农村信用社拼凑成三级法人架构。虽然规模当时就达到全国信用社的前三名，但仍有部分信用社因为经营不善和历史包袱等原因资不抵债，效益依旧不理想，到2002年底，资不抵债达到48亿元；到去年年底，历年亏损挂账尚有6.5亿元之多。多数区县联社近两年才实现扭亏为盈。

　　不过，根据清产核资的最新数据，目前北京农信联社全辖资产已达1100多亿元，资本净额32亿元，资本充足率超过5%，不良贷款降至15%以下。这已十分接近国务院改革方案中申请成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标准。

　　财务重组依旧是此次改制的主题词。北京农商行筹备小组组长赵济堃透露，为落实国家相关扶持政策，按照国家规定，财政部将向北京农商行转拨保值贴补息8000余万元。从2004年至2006年，对北京农村信用社(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按其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营业税按3%的税率征收。在资金扶持政策方面，将申请使用中央银行专项票据24.2亿元。同时还允许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的范围内，执行利率浮动政策。

　　对于历史包袱，北京市政府也将给予资金上的相当支持。按照初步计划，市政府以各种方式提供的资助约为5亿元左右。其中包括对接收农村合作基金会所形成的不良贷款等历史旧账，以及各级部门因担保、落实债务和政策性等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等等。

　　依去年8月末数据测算，北京全市12区2县信用社统一算账，考虑到实行专项票据置换不良贷款和弥补历年挂账亏损因素后，达到资本充足率8%的要求，还有3.29亿元的资金缺口。

　　据记者了解，自去年末以来，各基层社分别以不同规模进行了增资扩股，从今年3月中旬开始，农信社又对职工进行了一次内部招股，仅在十多天内，便到账3余亿元。此举满足了目前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根据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筹备组正在讨论中的下一步银行发起设立方案，将进行大规模增资扩股，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将按照每股1元的平价发行，内部员工比例不应超过25%，法人股占50%左右，其余为社会自然人股。农信社的原有社员将可按照1∶1的比例保本退股或认购未来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份。在法人股方面，筹备组要求仅对非公经济招股，以便未来的商业银行很大程序上带有民营性质。

　　到截至4月末记者发稿时，大量细节仍在商议之中，考虑到未来风险资产增加等因素，以及农商行成立后，监管部门仍将按照商业银行法对其按贷款五级分类标准进行严格监管，仅预定农村商业银行资本金的数额，便从年初所定30亿元增至45亿元，就目前得到的消息，此数字现为40亿元。据赵济堃介绍，整个财务重组完成后，资本充足率将达到10%，不良资产率将降至10%以内，拨备覆盖率将达到50%。

　　赵济堃称，北京农商行也将按股份制银行方式重建法人治理结构，拟设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其中董事长和行长将分任。“高管人员将从内外两个渠道选聘，在系统内以及在全国范围内选聘——原深圳市商业银行行长金维虹目前担任了筹备组副书记兼副组长”，独立董事两名，“至少还要有一个纯正农民。”

　　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当前进行的轰轰烈烈的股份制改造相仿，财务重组只是其中最为轻便的一步。如何能够通过内部改制实现银行经营机制的彻底升级，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近来爆发的建行董事长张恩照涉嫌被诉的案件即表明，股份制改革的真正完成，仍然任重道远。尽管央行票据等外部资金的注入，有着看似苛刻的限制条件，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制约痼疾重重的农信社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仍有待时间检验。

　　“均贫富”模式

　　虽然与绝大部分省份的方案不同，北京市决定在农信社基础上筹建股份制农业商业银行，亦属地方的自主选择。期间，根据国务院改革方案对农信社“支持三农”的政策性要求，方案的制定曾在局部改革与整体改制之间有所反复。

　　据记者了解，早在2001年，北京市农信社已经形成这样的认识：“北京市农信社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用社，北京市农信社改革发展的未来取向必然是商业银行体制。”

　　原北京市金融办副主任、现任北京市农商行筹备组副书记任俊峰也称，这样的选择适应北京高度城市化的状况。原来农信社采用合作制组织形式，从性质上应该为合作社社员服务，实际上农信社已突破了这个范围。例如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等地的农信社早已超越了这个限制，所以从合作制转向股份制，确是大势所趋。

　　“原来市联社成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管理型结构，而不是经营性银行。”任俊峰称，统一法人的商业银行体制，显然更符合业务发展需要。目前基层的农信社都是独立法人，在经营行为中，部分基层社遭遇头寸紧张或支付风险，抗风险能力和资金调度能力较弱。

　　例如，每年春耕季节，密云、延庆等地基层社中，农民提存较为集中，头寸紧张却很难调动其他基层社的资金支持。而且，一旦要操作大型批发业务，各信用社的资金实力都不足。“形成统一法人后，可以集中力量于一些重大项目，也可以统一开发一些新产品，未来扁平化的机构设置还有利于管理成本的下降，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他说。

　　相关方案在去年6月1日上报后，中国银监会提出了一些顾虑，主要的担心集中在农业商业银行改制后如何实现支农任务。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密云、延庆两个县城市化程度低，“三农问题”较为突出。因此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一市两制”的改革方案。即密云、延庆保持目前县联社结构，其余16区统一组建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负责两县联社的管理。

　　“一市两制”方案提出后，密云、延庆两县信用社一时间人心惶惶，干部职工纷纷提出调离申请。兼之对客户大规模流失和存款挤兑风险的担忧，有关部门最终在去年年底确定了整体改制的方案。

　　事实上，单靠延庆和密云的自身力量，化解其历史包袱根本无从谈起。去年11月，付东升在北京市农村信用社改制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发言称，延庆、密云两县资本充足率均为负数，而若以县为单位进行改革，要达到2%的资本充足率，需要分别增资扩股3000多万元和1000多万元；若达到4%，则还要再增资扩股6000万元和近5000万元(在此基础上才能争取到中央再贷款的支持)，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目前两个县联社现有股本金的89%和79%都是靠动员内部职工入股完成的，如果没有外部支持，短时间内就地解决增资扩股几无可能。

　　对此，市农信联社有分析称，“只有全市统筹，以富带贫，才能更有利于支持三农。”除延庆、密云，目前北京市承担支农任务较重的主要是处于山区和半山区的房山、平谷、怀柔、门头沟、昌平等五个区县联社。七家区县联社不良贷款率高出全市平均水平6.5%。

　　到去年底，七区县联社仅占全市信用社存款总额的26%；贷款148亿元，占贷款总量的32%，平均存贷比例为66%，如果不是依靠市联社分别调剂资金及人民银行再贷款的支持，很难维持自身资金平衡，更遑论“支持三农”。

　　几经斟酌，北京市采取了“均贫富”式的整体改制方案。这无疑为一次性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较充裕的资金支持。但同时内部不平衡的加剧，也向今后的内部有效整合提出了挑战。此前城信社捆绑组建城市商业银行已充分暴露出了各自为战、内控失效的残酷教训，北京市农商行能否跳出这一怪圈，值得关注。

　　支农难题

　　北京农商行的挂牌，还将意味着它有机会全面“占领”北京市二环路以内的核心城区，包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各区都将涌现出农商行的营业部。在此之前，为保证信用社支农特质，北京有关部门对农信社一直有着严格的地域限制，就连市联社的地址也只能选在二环边缘之外。

　　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一旦改制成商业银行，农商行的市场定位将被修正为“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业”。

　　目前，北京市农村信用社的支农性质已经有所分化。

　　赵济堃在谈到支农业务时表示，将来的贷款业务将按照不同区域分成三类：在朝阳区、海淀区等城镇地区，主要经营中小企业贷款。以往政策对农村信用社要求单纯经营农村业务，目前只能有所变通地经营非农业务；丰台、大兴等近郊区县属于城乡结合部，业务侧重于较大型的涉农企业，如农产品深度加工项目等，也包括一定数量的住房按揭；密云、延庆等地属于远郊区县，农村贷款质量差，供需矛盾大，受经济发展条件约束，只能重点发展种养业的小额信贷，包括一些小型手工业和家庭农副业的贷款，这属于纯粹“支农”的范畴。

　　据了解，近郊区的业务是信用社的“亮点”，也是今后的发展重点。以丰台区为例，去年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5.68%，甚至超过目前对商业银行的要求。在城镇，重点则是服务社区，其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小企业。

　　从目前农信社本身的发展看，其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是十分明确的。不过，根据银监会和北京市政府的要求，支农的政策性业务也在公司章程的草案当中作出了相当篇幅的规定。

　　据记者了解，章程草案规定，公司的经营宗旨是：依据各项法规自主开展业务，重点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并以此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章程中还列明，要根据北京市经济发展现状，由股东大会确定本行新增贷款中用于农业贷款的比例。涉农贷款每增加1亿元，政府要提供补贴20万元。

　　如何调和商业目标和政策性目标，一直是农信社改革中的难点所在。挥师杀入城区的北京农商行能否实现这一调和,亦在未定之天。事实上，对今后政策性业务产生的不良贷款的责任如何界定，至今仍未有明确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