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跨国困境 中国企业制度缺失的产权失位根源

　　马 宇

　　从种种现象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制度缺失，根源在于产权失位。郎教授捍卫中国国有资产的精神可嘉，但力气用错了地方。国企改制不是不能搞，而是必须搞，关键是怎么搞。公平公正而又有助于提高效率的办法总能找出来。没有最优方案，次优方案也能找到，而绝不能非抱着最坏的方案不放，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强化它。

　　海尔发展到今天，即使考虑所有的因素，包括初始的集体资本、政府支持等等，张瑞敏个人无疑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以他对海尔的贡献，给他海尔一半产权都不过分。并且不是卖而是送。这绝不是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海尔本来就不是“国有”，何谈“流失”？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还是应该有的，虽然海尔面目越来越模糊)，而恰恰是还企业产权的本来面目，是张瑞敏该得的。并且，这也是海尔要想真正发展成中国的跨国公司所必须的。

　　笔者从不否认中国人的企业家素质，而张瑞敏、倪润峰等人无疑又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他们犯的一些连笔者这样的研究人员都能看出来的常识性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素质和能力，而是因为内部和外部的制度环境。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他们的某些看似不合理的决策，不正是合情合理的吗？反过来再想，假如他们的个人权益得到了应有实现，公司产权制度有了根本性改变，他们是否会制定出更为合理的公司经营战略，在遇到问题时是否会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呢？

　　三年前，笔者应邀参加TCL一次高层会议，议题是讨论入世以后TCL的战略问题。笔者在发言中提到，尽管TCL与国际上的竞争对手相比，在资金、技术、产品、规模、品牌、管理等方面尚不如意，但通过资源整合、扬长避短等办法，仍然大有可为；而产权结构，才是TCL的最大难题。虽然TCL当时的股权结构已经多元化，但控股58%的是惠州市政府。也就是说，TCL的命运系于那58%的国有股，而那58%的国有股，又取决于惠州市领导的英明和开明。这样的产权结构安排，对于TCL这样的一个消费类电子生产企业来说，“不是长治久安之计，难以奠定TCL国际化企业(还有那“世界500强”情结)的坚实基础”。

　　或许是碰巧，后来不久，TCL转让20%股份给5家跨国公司，使国有股下降到38%，虽然仍是最大股东，但市场化股份已经占了主导地位。后来又经过一系列动作，TCL基本形成了比较合理、稳定的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方面已经大大领先于海尔和长虹。几年前，TCL也曾经收购过法国的一家电视机厂，目的是绕过欧盟对中国彩电的限制进入当地市场，与海尔投资美国有所不同，但不知如今效果如何。

　　同样是收购，作为一家乡镇企业的万向集团似乎比大公司做得漂亮。万向收购的是美国的一家汽车零部件经销商，万向的产品可以借此渠道顺利、稳定地进入美国市场，每年近亿美元的出口做得很扎实。而民营企业华为，出口主要是“第三世界”，投资生产也是在“第三世界”，虽然在媒体上不是那么风光，但从企业生产经营角度来说，无疑更为合理。至于是否能够实现“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使产品杀入欧美主流市场，与国际电信生产巨头展开全面竞争，那又是另一回事。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即使华为没做到，也总会有别的中国公司能做到，前提只是环境和时间。

　　此外，我们曾把国有企业上市作为国企改制的一种方式，但实践证明效果并不明显。一千多家上市公司中，国企占绝大多数，可“国企病”依旧。这样的上市，充其量只是融资，却无助于国企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根本改变；而这样的融资，只会既延缓了国企改革，又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机会成本甚至被无限放大。

　　毋庸讳言，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适宜中国跨国公司生长的制度环境。笔者从不担心中国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却不能不担心制度扭曲、压抑所导致的竞争力削弱乃至丧失，如果让我们的企业捆着手脚去角斗，先就居于下风甚至已经败了。

　　看看东南亚、香港、台湾的华人企业，看看华人在世界各地的创业，他们并没有受到当地政府的百般保护、多方扶持，甚至他们还有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比如当地的排斥和敌视)，但他们不但生存了下来，还发展出了一大批国际顶尖跨国公司。中国大陆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有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全球的跨国公司都跑到中国市场寻求机会，怎么会孕育不出自己的跨国公司呢？

　　指责国外跨国公司抢占了我们的生存空间是懦夫的行为，跨国公司本就是在竞争中拼杀出来的，何况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还是在我们的法律政策规范内进行；借口跨国公司比我们资本雄厚、技术领先也站不住脚，没有多少跨国公司能得到我们的国有企业所享受的那些政府扶持(而境外那些华人跨国公司起步时实力根本无法与中国现在的企业相比)；再说，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具有国外跨国公司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甚至有中国消费者反对中国企业在国内搞低价竞争，支持他们提价呢！假如我们连家门口的竞争都不敢坦然、自信面对，还能指望到异国他乡去竞争吗？

　　归根到底，中国企业缺的是制度环境，包括宏观制度环境(社会)和微观制度环境(企业)。与其说21世纪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不如说是人才的竞争；而与其说是人才的竞争不如说是制度的竞争。中国建立跨国公司，技术不是短板，购买、研发，都可解决；人才不是短板，中国有大量高素质人才，又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资源也不是短板。但制度环境却绝对是短板，并且是短期内难以解决或弥补的。所以，要培育出中国的跨国公司，关键是要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而这需要全体国人的勇气和智慧，甚至痛苦。鸟出笼，鱼入海，虎归山，企业放市场，无为而育之，那时，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之迅速、群体之庞大，才会真正让世界震惊。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