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手记：一个腐败生态系统的样本

　　□本刊记者 段宏庆 吴小亮／文

　　马德的绥化遗产

　　早春时节，寒风料峭；松嫩平原一场大雪不期而过后，瓦蓝的天空，灿烂的阳光，愈发映衬出遍地残雪泥泞的城市的萧索——这是两个月前，黑龙江省绥化市留给《财经》记者 的第一印象。

　　其时，这个东北小城曾经的主宰者马德，正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

　　“我是农民的孩子……”

　　3月22日，马德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带着哭腔表示悔罪。没有人知道，他是否忆起了绥化那片广袤的黑土平原，以及内心幽怨郁积的父老乡亲。

　　此时，在位于绥化市行署街的绥化市政府门口，一群上访农民，衣着破旧，面色凝重。“这就是绥化的现状，马德、赵洪彦之流留下的家底。”绥化当地一位老干部对记者说。

　　绥化是一个农业市，1999年前几乎没有工业。1995年至2002年，也就是赵洪彦、马德当政的八年间，绥化农村人均收入没有任何增长，甚至还有所下降。1995年农村人均年收入为2135.5元，而到2002年只有2024元；其间最低的2000年，农村人均年收入仅1980元。

　　2000年绥化撤地改市，众多“官位”面临大调整；也正是那一年，马德新任绥化“一把手”市委书记，春风得意，权倾一时，自开的“官市”好不兴旺。

　　历史如此不留情面——两年后，当马德被“双规”时，他留给绥化的，是上百名涉案官员与贫困并陈的现实，以及彻底沦落的政府公信。

　　对于马德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受审，绥化的百姓并不像记者想像中那样欣慰。“就算马德判了死刑，又有什么用？咱绥化还是这么穷。”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曾几何时，有一种理论认为，腐败可以起到“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的功效。可是，在绥化，记者看到的只是凋敝和停滞。当年，在马德、赵洪彦们的导演下，绥化土地上的权力演变为牟利的机会，处在权力边缘的普通民众，被迫承担着贪官腐败的成本——他们是被出售的权力边界内的无辜的第三方。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马德案发后，黑龙江官场流传着一句讽刺：“他在台上时，权力很大，让谁上谁上；他被查办后，权力同样不小，让谁下谁下。”

　　马德于2002年4月被“双规”。他的落马，是黑龙江官场腐败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此后的政坛地震，不过是接下来的连锁反应。

　　为什么第一张牌会是马德？风暴为什么会从绥化开始？

　　事实上，马德案发之前，黑龙江政坛已经有很多次感受到了风暴的来临。

　　1998年，黑龙江省大庆市爆发了大庆联谊股票欺诈案，惊动了北京。中纪委、最高检、审计署、证监会等部门联合派员前往调查。

　　经联合调查组查实，1997年4月30日，大庆联谊石化公司股票正式上市，公司决定将200万原始股外送有关人员。该案涉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省、市等76个相关部门单位和179名个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7名，县处级干部44名。职务最高的为原大庆市长，时任大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钱棣华。钱最终因受贿罪，于199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这样一个大案子，不可能没有省级干部牵涉其中。”黑龙江省公安厅一位官员告诉《财经》。

　　事实上，大庆联谊股票案确实牵涉一些省级干部，但当时由于证据不足，最终处理没有走出大庆市的范围。

　　事后记者采访得知，在大庆联谊股票案之后，有关部门已经注意上了韩桂芝等一些省级官员。

　　2001年，齐齐哈尔市发生上市公司北满特钢信息披露不实事件。据知情人透露，此事涉及到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范曾在齐齐哈尔钢厂工作过20多年，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中，任改组后的北满特钢董事长；1997年起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后通过韩桂芝调到省人大做副主任，成为副省级干部。但此事最终未能清查下去。

　　“投鼠忌器。”黑龙江当地一位经济学教授对《财经》评论说。

　　他认为，在黑龙江省，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大庆等城市有重工业企业，经济较发达，牵涉者也较多。而像绥化这样的农业市，几乎没有工业，经济也在省里排名靠后。或许，绥化和马德正因此成了反腐倡廉、整顿吏治“最有利的突破口”。

　　“东山再起”现象

　　考察马德的宦途，人们可以发现他并非一帆风顺，也曾有过跌倒之后“东山再起”的“不凡”经历。

　　1988年底，马德任牡丹江市副市长。由于口碑不好，1991年2月换届选举时，他未被选上。然而，落选的马德却被调任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一年半之后，他再度杀回牡丹江做了副市长。这一次不是换届选举，无需人大代表举手表决，只要市人大常委会同意就行了。

　　这种落选后“东山再起”的例子，在黑龙江政坛并不鲜见。比如黑龙江省检察院原检察长徐发，20世纪80年代曾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1992年到佳木斯市任市委书记。

　　其间徐发的工作表现并不被百姓认可，在佳木斯期间，民间甚至流传一个顺口溜：“徐发徐发，四海为家；工业不管，农业不抓……”

　　正因如此，1997年换届，徐发回到省里，准备从厅级提到副省级。为此，组织部门安排其出任省政协副主席，但在选举时没有通过。不得已，徐发于1998年3月被安排到黑龙江省委党校做党委书记。22个月后，即2000年1月，徐发当上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如愿以偿成了副省级官员。

　　2005年3月中旬，中纪委公布了关于徐发和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徐衍东严重违纪的案件。通报指出，徐发、徐衍东在任职期间收受他人钱财，并向韩桂芝送钱，决定给予此二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

　　韩桂芝年龄成谜

　　从2004年夏天算起，今次绥化之行，已是《财经》记者一年内第六次奔赴东北。

　　2004年是黑龙江官场腐败大案频发的一年。

　　记者首赴黑龙江，时值2004年6月。当月10日，黑龙江政协常委会九届七次会议传出一个消息：“免去韩桂芝政协主席职务”。此前韩掌控黑龙江组织人事权力长达12年，官场人人自危，坊间流言甚多，一场大变动即将来临。

　　“韩桂芝，女，哈尔滨人，1943年2月出生。”翻开韩的简历，首先会看到这一句话。韩桂芝于2002年2月1日在黑龙江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当选省政协主席，按其简历推算，时年59岁，可谓“恰到好处”——作为“副省级”的韩当年如果不能成为正省级干部，一年后将不得不退休；而此一转折，韩的退休年龄可以后推五年。

　　这种“恰到好处”已不是第一次。1997年，韩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成为副省级官员。那一年她54岁，也正好卡在年龄段上。

　　局外人对如此“好运”除了惊叹也别无议论，但不少熟识者则不乏诧异。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韩的大学同学朱德歧告诉《财经》。韩和这批同学1960年9月至1965年8月在东北林业学院机械制造系运修专业读本科，全班一共28人，女生4人。当时班上男生中年纪最小的就是朱德歧，1942年7月出生；另一位最小的女生是1942年10月出生。

　　朱认为韩桂芝不可能生于1943年。同班的班长大致记得，韩桂芝应是生于1941年底。

　　“她的年龄成了谜。”在同学们的印象中，韩桂芝出身贫寒，当年吃苦耐劳，热情上进。“如果她1941年底出生，那么2002年之前就该退休了，很多事情或许都会发生改变。”

　　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假如”。

　　近一年时间里，黑龙江政坛变故迭起。《财经》记者从去夏至今春六赴黑龙江，亲睹宦海沉浮之中，民情舆情的起伏变化。目前，黑龙江新老官员都在等待韩桂芝案件的最终了结，也在思索此一事件的深刻教训，走出腐败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倘如此，韩桂芝等的末路，或将是黑龙江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