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稳定汇率的成本上升

　　张帆

　　4月下旬，从香港金融市场反馈的信息来看，境外市场对于人民币的炒作又有一波热潮。与此同时，在4月中旬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之后，美国财长斯诺“特别地”指出，中国现在为接受更有弹性的汇率体制做好了准备，其推动人民币更加弹性的意见毫不含糊。

　　在国内，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4月下旬在博鳌论坛上称，汇率制度早就应该调整，汇率应市场化，应该有弹性。而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则在同一时间表示，我国仍未做好人民币升值准备。

　　这些是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最新进展。这个争论早已超越了纯经济学领域，而事实上围绕着人民币汇率所进行的国际博弈，也从纯经济的争执上升到了国际关系的范畴。在最近的动态事实背后，我们看到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仍然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

　　围绕着人民币汇率所进行的争论，在过去近两年来持续不断。主张人民币升值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减轻外债压力、使居民国际支付能力得以增强等好处，而汇率水平固定，在中国面对日益增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下，货币政策会显得左右为难。而主张稳定汇率水平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可能通过抑制出口进而引发国内市场的萧条，从而引发国内就业问题；在有效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还没有确立的情况下，采用浮动汇率只会带来风险。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争论之后，各方面的意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他们都各有各的道理。自两年前开始，虽然决策层一直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表态都是较有弹性的，但事实证明我们选择了继续保持汇率稳定的战略。温家宝总理曾表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为汇率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一，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第二，保持金融的健康运行。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各领域向市场经济改革尚未完成，在一些领域如金融领域，离市场经济的确立还有相当距离的阶段，保持宏观层面的稳定更应当被理解为“为改革创造条件”。

　　就金融领域来说，选择稳定汇率这样一种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金融领域改革的需要。我们希望通过稳定汇率，为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特别是国有银行改革，创造一个平稳的环境，给予一个尽可能长的缓冲期。汇率浮动将使得商业银行成为风险承担的主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四大国有银行还欠缺这种规避风险的能力。另外，中国的消费、出口部门已经实现了很高程度的市场经济，效率很高；而投资、金融体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控制，大量资金投入只有很低的回报率，从而积累许多坏账，而依靠低汇率支持的出口目前补偿了这种财富的损失。

　　如果说稳定汇率具有以上的这些收益，我们仍然不能忽略，这种选择是一种在短时期内权衡利弊的选择，也需要付出成本。比如，维持固定汇率，导致大量资本流入，银行流动性资金过多，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等行业，导致投资过热，通胀压力上升。

　　从金融领域改革的角度，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稳定汇率所付出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成本在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可能越来越大。例如汇率改革，时间拖得越长，由此带来的市场扭曲所付出的成本就越大。截至2004年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6099亿美元，这给央行造成了很大压力。央行只能被迫吸收美元，投放基础货币，国内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实际已大为削弱；而为避免人民币升值而千方百计做文章，包括提高利率，或者采取行政手段抑制过热等，使国内市场货币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供求，造成市场扭曲程度越来越高。

　　而从一些学者的认识来看，在这段时间之内，国内金融领域的改革，特别是国有银行的改革，推进速度和力度仍显不足。毕竟，国有银行、利率市场化等改革并不仅仅与汇率相关，各种经济和政治的因素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稳定汇率而为国内经济、金融等领域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也意味着汇率稳定并非这些改革的充分条件。既然国有银行改革涉及太多的因素，而稳定的汇率本身还不是主要的推动因素之一，我们就不能寄希望于稳定汇率来达到国有银行深化改革的目的。

　　一些经济学者提供的一种思路值得重视：给予汇率一定的浮动空间并让其浮动，使这种资本市场的对外价格更能够反映市场供求，而为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从而促进市场参与主体的优胜劣汰，以此来激励微观主体的改革。当然，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所有制因素的干扰，将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都置于同一竞争起点。这就需要政府做出抉择：是建立一个趋于完善的市场体制更紧迫，还是被动保护国有企业更紧迫。

　　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考虑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应该特别想想这样一个问题：是将汇率改革作为为银行改革创造条件的因素来看待，还是作为直接促进银行改革的因素来看待——是稳定汇率保障银行改革，还是浮动汇率促使银行改革？其实，中国的改革一直都存在这样的思路选择：是先稳定宏观制度为微观主体改革创造条件，还是通过宏观制度的变革促近微观主体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着敢于冲破许多宏观制度的桎梏而大大激励了微观主体改革积极性的经验，在1980年代也有商品市场价格改革的经历，这些可贵的经验和经历有助于回答以上的问题，绝不应当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