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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罗绮萍 雅加达报道
一个国际会议，第一次与第二次开会时间相距50年，实在不寻常；一个人可以同时参与相隔50年的两次会议，更是凤毛麟角。2005年4月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第二次“万隆会议”。只有3个人同时出席了半个世纪前的第一次会议，司徒眉生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一人。
4月26日下午，司徒眉生在雅加达出席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印度尼西亚商界人士的午宴后，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比较了这两次对两个大陆至关重要的国际会议。
第二次亚非峰会，除了各国代表团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代表外，只邀请了3名特别嘉宾，他们都是50年前万隆会议见证者：一个是原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秘书长鲁斯兰·阿都卡尼，一个是当时的新加坡《南洋商报》采访主任李烱才，一个就是司徒眉生。
在记者眼前的这个76岁老人，在三人中已是最年轻的了，他双目有神，思路清晰，把当年每一个细节记得清清楚楚，很难想象一个在50年前只有26岁的小伙子，已为促成那次历史性会议，起了关键作用。
“我不想被人视为功臣，事实上当时我只知道我做的事很重要，但不知道有那么重要，我只是好好地干苏加诺总统吩咐的事。”司徒眉生在接受采访之后，还特别从澳门打长途电话给本报记者，千叮万嘱别把这句话漏掉。
与苏加诺有深厚交情的“小朋友”
司徒眉生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祖籍广东开平，在印度尼西亚出生，当年只有26岁的他，身份是《华文新报》的记者，经常采访苏加诺总统，由于通晓印度尼西亚语及中文，成为与总统有深厚交情的“小朋友”。
就在司徒眉生出生的那年，即1928年，苏加诺就在万隆发表过一篇反映其思想启蒙和政治思维的文章：《印度尼西亚和泛亚细亚主义》，强调正在为争取独立和公平的亚洲各民族之间团结觉醒的重要性，大力宣扬“如果中国的龙和印度的水牛、埃及的人面狮、缅甸的孔雀、泰国的白象、越南的蛇、菲律宾的老虎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公牛，都能团结一致，奋勇抗争，必能把国际殖民主义的枷锁砸得粉碎”！
“最初提出召开亚非会议设想的人是苏加诺总统，坚持要中国参与的也是苏加诺总统，因为万隆是他发表亚非合作文章的地方，那里气候宜人，风景幽美，所以被选为这次历史会议的场地。”司徒眉生回忆说。
1954年4月，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前往锡兰(现称斯里兰卡)出席南亚五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总理会议前，到总统府领命，苏加诺指令他在五国总理会议上建议召开亚洲峰会，并由印度尼西亚来主办，当时还未想到要加上非洲。
“阿里婉转地提出要让中国参加会议，一些国家马上提出反对，另一些国家原则上不反对，但对印度尼西亚能够成功举办这次会议抱怀疑态度。五国会议的结果是由印度尼西亚进行可行性研究。”司徒眉生说。
听了阿里的汇报，苏加诺命令外交部不单作可行性研究，而是全力进行筹备，后来更决定加入非洲国家变成亚非会议。然而，局势的发展并不乐观。司徒追忆说：“试想一下，在冷战时期，要召开一个脱离西方国家、为捍卫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的亚非会议，岂能不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对﹖”美国为了阻止会议的召开，首先把矛头对准中国，在国际上散播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的谣言，同时利用政治拉拢和经济引诱的办法，企图阻止中国参会。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1954年12月28日，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开会，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不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
“苏加诺总统的态度很明确，他说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次会议也就没有意义了，印度尼西亚犯不着劳民伤财地去举办。”会议最后决定是由印度尼西亚负责向阿拉伯及非洲国家做游说工作。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中国的态度，苏加诺总统在担心各国反对之余，也担心中国不愿意来，更忧虑中国来开会会使会议变成吵架，那便会正中美国人的圈套，所以要设法将茂物会议的情况透露给中国，以便让他们早有预料，早有准备。”
司徒眉生作为总统的“小朋友”，经常出入总统会议，对会议进程了如指掌。苏加诺这时便看着通晓中文的司徒眉生，要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将茂物会议的内容透露给中国大使馆的朋友。不出数天，当时驻印度尼西亚的黄镇大使便约司徒眉生先生到使馆“闲聊”了一次。
周恩来总理有备而来
之后周恩来总理应邀到万隆出席第一次的亚非峰会。当时出席的29个亚非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其余国家对中国代表团，一直怀有戒心和敌意。
“1955年4月19日，亚非会议召开第二天的上午，一个国家的总理发言，突然把矛头转向中国，对实行中国的政治制度横加指责。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4月19日下午3时，周恩来总理走上挂满与会国国旗的主席台，用温和中透着从容的语气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铿锵有力地说：“十六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他的话音刚落，会场立刻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会场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苏加诺、鲁斯兰(万隆会议秘书长)等也大松了一口气。
司徒眉生说：“当时，我就坐在会场后排的记者席上，亲耳聆听了周恩来这番发言，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周恩来总理不是临时想起来才这样说的，而是早有预料，早有准备。”
“周总理不单在会上成功化解敌意，他在万隆会议期间，还主动地逐个约见反对中国参会的国家元首，请他们吃饭，或者在会间找机会谈话，寻求外交上的突破。”他又称，周总理在会上强调共产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尊重不同宗教。在中国的代表团中，还有一位中国伊斯兰教的知名人士，这对伊斯兰教国家来说，可说是伸出了友谊之手。
在这次会议之后，司徒眉生正式成为苏加诺总统的私人助理。在1965年9月苏加诺即将下台之际，他险些小命不保，若不是苏加诺总统及时救援，他早已成了政变右翼军人的刀下亡魂。为了逃避追杀，他经欧洲逃到香港，再转到澳门定居。
中国外交地位今非昔比
司徒眉生说经历了50年，最大的遗憾是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有恶化迹象：“50年前，很多亚非国家刚独立不久，大家还有很浓厚的革命激情，会议上虽然有争吵，但总的来说气氛很好，非洲国家的经济问题还没有突显出来，现在非洲国家的独立问题基本上已解决，但经济上的问题愈来愈大，加上艾滋病的肆虐，非洲国家无可避免地要接受西方国家的援助，令亚非国家摆脱西方国家控制的道路愈来愈艰辛。”
不过他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则是好现象：“50年前与会的29个国家中，只有6个与中国有邦交；今次参会的106个国家，大部分与中国有邦交。中国更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交地位今非昔比。”
据本报统计，是次参加会议的54个亚洲国家及52个非洲国家中，只有4个亚洲国家及4个非洲国家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即不计中国的105个国家中，有93个是中国的盟友，与50年前相比是很大的跃进。
胡锦涛主席在万隆的“历史步行”中，被安排在主办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的右边，也可见中国的地位受到高度重视。
司徒眉生指出，现时中国最重要的是要有行动，各国都认同了中国的善意及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对于大部分非洲国家来说，实际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他希望中国能鼓励更多中小企业到非洲投资，实践经济上的双赢局面，这对巩固亚非国家的团结会有很大帮助。
结果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次“万隆会议”顺利举行，令人更欣慰的是下一次会议不用再等50年，而是会每4年举行一次，两个大陆的交往将会更趋紧密，司徒眉生有机会参与第三次、第四次……等许许多多次万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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