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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辰 苏培科
在日前的“公司治理与国企改制论坛”上，经过郎咸平、黄奇帆和尹家绪三位著名人士的激辩、争执，与会人士发现，国企改革并非无解。
郎咸平认为， “今天真正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缺乏一个法人治理结
构，我们整个国家都是一群没有信托责任的人。”他说，在一个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里，私有化照样无济于事，“哪个民营企业家敢把经营权、财务权交给一个根本不认识和不熟悉的经理人来运作？”
“这个时候我们政府的力量非常重要”，郎咸平引用了美国的经验：美国从1890年开始到1932年，是美国的大政府时代，创建了法制化的思维。职业经理人如果没有信托责任，就必定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所以要想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全国老百姓和民营企业家的资产，就必须要严刑峻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信托责任。当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信托责任问题解决了，国企改革也就会迎刃而解。
尹家绪对郎咸平的看法是有保留的，“恕我直言，郎教授你的理论是对的，但是在企业运作的具体过程中，有些还不够，所以引起了别人跟你争论。我认为如果你真正解剖一个大的国有企业，把它解剖好了，你的这些理论知识，可能在中国大陆还会引起更多的讨论，到时也许拥护你的、赞成你理论的人会更多。”他认为，国有企业经营者形成贪婪思维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机制。应该通过薪酬激励、企业内部的人才成长激励平台等等措施来留住人。有了机制后，就需要经营管理者的智慧。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以证券市场为例解释政府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重要：现在我国100多个券商几乎都亏损。如果说三家五家亏，可以认为是券商自身的问题，如果都亏，就不能怪他们了：“如果这个社会职业经理人普遍没有道德规范的话，那不是职业经理人的素质问题，而是社会环境和制度建设没到位的问题。”
“我如果是老板，我出了100块钱交给‘放牛娃’变成了1个亿资产，我可以说这1个亿都是我老板的。但这个‘放牛娃’也有巨大的功劳。如果老板一分钱都不给他，或者说还是一年给他10万块人民币，那么这些经理要么都走掉，要么就来盗窃。所以必须要功过分明给‘放牛娃’某种激励。但这个激励并不是让‘放牛娃’变成老板，让‘放牛娃’来挑战老板和瓜分老板的财产，应该给予‘放牛娃’合理、等价的激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激励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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