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注资额低于预期的玄机

　　本报评论员 南 岭

　　在中行、建行以及交行的股改重组棋过中盘之后，银行业改革也需要及时走出完全无经验可参照的试错阶段，在充分总结实践经验和新形势特征的基础上更加有序地展开。

　　4月21日，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宣布，国务院已批准向其注资150亿美元以补充资 本金。这次注资之后，工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达到6%。工行还将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使资本充足率超过8%。

　　这是继中行和建行之后，中国政府第三次动用外汇储备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此举也标志着工行重组工作的正式全面启动。

　　仅仅150亿美元，工行此次获批注资的规模远远少于市场的预期，甚至少于规模小得多的中行和建行。此前，市场普遍预测，工行获外汇注资的规模至少会在300亿美元之上，因为工行的规模几乎相当于中行和建行两家之和，不良资产规模更大，计划经济遗留问题更多。此外据悉，工行剩余的不良资产核销方式和政府部门持股方式也将于中行和建行有所不同。

　　如何评判此番工行在股改模式上的新探索呢？如果以及早实现海外上市为标准，那么工行此番的股改模式无疑意味着上市进度的放慢和重组时间的拉长。此前，市场普遍预测，工行和农行的重组上市也会赶在2006年年底银行业全面开放前完成。显然，这种预测未经历银行业频发的大案风波的检验，也未将建行与中行重组的市场实践经验纳入考察范围。

　　需要强调的是，股改模式的改变肯定不能等同于银行改革决心的减弱，不能以重组上市的速度来衡量改革决心的强弱，更不能把改革的速度与改革的成败划等号。

　　国有银行改革作为“一场输不起的战斗”，是决定中国改革进程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如今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对计划经济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次透彻清理，同时也作为对东亚地区特有的银行软约束的反动和革新，这项改革无疑有着双重的价值。

　　但是，必须把改革的目标和改革过程区分开来，这也是转轨国家在过去这十多年来得出的惨痛和宝贵的教训。自始至终，建立一个健康稳固的银行体系才是银行改革的真正目标，财务重组和上市都只是达到目标的某一个过程而已。

　　任何改革和转型都有其自身的逻辑过程。如果本末倒置，脱离实际地划定一个时间界线，一味追求速度的改革是无法成功的，反而会在追求海市蜃楼的过程中制造出新的矛盾。这样一来，旧的改革举步维艰，这些新产生的矛盾又成了需要率先改革的对象。

　　比如，在尽快降低不良贷款的“死命令”下，无疑存在商业银行通过简单扩大贷款规模，改变分母而迅速实现目标的冲动；为了迅速达到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最直接的方法是政府一步到位地补充巨额资本金，同时大量剥离原有不良贷款，这又将为商业银行带来新的道德风险；为了顺利上市，那么监管部门对于清理历史问题中发现的银行人员问题也就很难问责到底了。

　　这种激进改革的循环怪圈正是混淆了改革目标与改革过程的结果。正在操刀改革的银行业从业者们和监管者们对此或许会有更深刻的体会。眼下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曲折坎坷也衬托出了这一点。

　　走出这种改革循环怪圈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尊重历史和现实，尊重市场逻辑。就工行重组而言，就是需要充分借鉴先行者中行和建行的宝贵经验，在改革的模式上进行创新和改造。不能再人为地揠苗助长，扭曲改革的进程。所以，这次工行股改模式的变化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良好开端。

　　具体而言，首先就要对银行上市作用冷眼观之。上市只是多了一个银行业经营的辅助海外监管，主体还得依然依靠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监管以及银行内控制度的建立。何时海外上市的问题，应该由市场自身来给予解答。

　　其次是应采取一种“有机战略”，把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放到与重组上市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放松管制以增强银行活力、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和改进银行治理应同时推进，不能作为分解动作逐个依次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