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炒煤团山西追踪

　　□本报记者 王伟健 屠知力

　　从浙江温州到山西忻州，长长的2000多公里。路的这端，是大量民间游资；路的那端，是丰富的煤炭资源，两者的结合，将撞击出怎样的火花？

　　为探寻所谓“温州炒煤团”真相，记者来到山西原平市的两个小镇……

　　太原：沙尘暴中，温州人忧心忡忡；矿难频仍，国家严命五类矿井停产、四类矿井取缔——温州人开采的煤矿，大多赫然在列

　　从上海到太原，最大的变化是颜色。4月的上海绿意葱茏、繁花似锦，但在太原，除了黄色的土地和灰色的天空，仅有几抹淡淡的绿色。

　　作为资源大省山西的首府，太原是个很平民化的城市，人们安居乐业，虽然居民平均收入不高，但人们的脸上荡漾着一种满足。但太原却不乏高昂的房价及奢华的娱乐场所。

　　“你去看看，这个中部省份有多少宝马、奔驰等名车？”在太原呆了将近两年的原平人刘彦香，把这种“气派”归结为外地人增多。她说：“太原的外地商人特别多，服装市场、眼镜市场、皮革市场，都是温州人开的，海鲜酒楼是广东人的。外地人把太原的物价提高了。”

　　到太原的五星级酒店国贸大厦去看看，那里停满了各种高级轿车，有保时捷跑车，也有加长林肯房车。

　　“这些车大多是温州炒煤团的。他们在煤炭上可发了大财。”刘彦香说。

　　4月20日上午，沙尘暴袭击了这个古城。满天遍野的沙尘裹挟着各种垃圾，呼啸着奔袭。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汽车按着喇叭飞驰而过。

　　许方楷坐在天隆仓大厦客房里，看着窗外漫天黄尘，幽幽地说：“但愿这场沙尘暴早点结束。”

　　许是山西省中小矿山井巷企业联合会秘书长。在他心中，还有另外一场风暴需要停止。

　　由于矿难频繁发生，一场涉及全国范围的煤矿安全大整顿正在进行之中。3月22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表示，5类矿井需要停产，4类矿井将被取缔。而温州人开采的煤矿中，很多属于要停产和取缔的矿井。

　　轩岗镇：热闹的运煤生意，因为煤矿停产整顿而萧条；温州人来了，“他们胆子大，一投资就是几千万，赚翻了！”

　　从太原一直向北，到达山西原平市轩岗镇，景致由淡淡的绿色变为黄色灰色，最终成了黑色。风轻轻一刮，便卷起沙土和煤尘，把道路、建筑、树木、甚至是人们的脸，都覆盖在黑色之中。

　　轩岗镇算是华北的一个大集镇。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商业街，人流汹涌，卖水果的、卖猪肉的摊位一个接着一个，还有几个大型百货商场；与商业街交叉的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公路，络绎不绝地穿梭着客车和货车。这是一个因煤炭而兴的集镇，该镇虽然不盛产煤炭，但地处交通要道，便成为一个商贸集镇。

　　“这两年比以前繁华多了。”当地煤运个体户刘凤林说。

　　几年前的煤炭市场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以前，每吨煤20元都没人要。由于利润低，效益差，煤炭没有给当地带来多少财富。

　　这两年，煤炭价格高企，这个处于交通要道的小镇繁华起来。2003年，刘凤林举全家之力花11万元买了一辆货运车，从事煤炭运输，并目睹了温州商人投资煤矿带来的变化。

　　“以前这里也有很多小煤矿，大多是小打小闹的私挖滥采。”刘凤林说，小煤矿投资只需几万元，随便挖一个洞，请几个工人就可开采。这样的煤矿年产量很小，危险系数很大。由于设备落后，对环境的破坏很大。

　　温州人来了，状况有所改变。“温州人的胆子比本地人大，一来就投资几千万，购买好的设备开采。虽然投资风险大，但回报也高。”煤炭生意红火，也让刘凤林生意不断，一天可赚上千元。“收益最高的还是温州老板，他们赚翻了”，他亲眼看到一位温州老板一年之后就买起了豪华轿车。

　　“往常，路上尽是来来往往的运煤车，扬起的灰尘让人睁不开眼”。现在，正是停产整顿时期，刘凤林的生意明显冷清很多。实在没有生意，他还兼运建筑材料。公路两旁，三三两两地站着黑脸膛的矿工，等着矿主来招工。

　　一阵风吹来，卷起了风沙，把他们的眼睛吹得闭了起来。

　　长梁沟镇：山里都是乌黑的煤炭。“前几年，当地人开的煤矿，赚得少。现在煤价高了，钱全给温州人赚了”

　　煤矿在深山里。

　　长梁沟镇是个煤炭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从轩岗镇通往长梁沟镇的山路颠簸不堪。短短的10多公里，开车进去花了半个多小时。

　　过了长梁沟镇，便可看到一座座山。“山下都是乌黑的煤炭，那可是钱哪！你看，那座山上黑色的一片就是煤。”循着刘凤林指的方向，记者看到，有的山体裸露出一片片黑色的煤层，远远望去，好似一座包上黄色沙土的煤山，高高地矗立着。

　　长梁沟镇位于忻州市西北，属于云中山脉北端，分布着大量的煤炭资源，吸引着投资敏感的温州人。

　　徐保兵原是温州人投资的大万梁煤矿的矿工，山东枣庄人。由于大万梁煤矿已被转卖，这位憨厚的汉子到邻近煤矿挖煤。这段时间的停产整顿，让他处在半停半工的状态。

　　在徐保兵眼里，温州人代表着机会。他说：“我真佩服温州人，哪里有机会，哪里就有他们。前几年，当地人开的煤矿，赚得少。现在煤价高了，钱全给温州人赚了。”

　　做了10来年矿工的徐保兵，很直观地感受到煤炭市场冷暖。“前几年，煤炭生意不怎么样，我们工资也低，现在，市场好了，我们收入也多了。”停产整顿前，他每月工资在2000多元，他自豪地说：“我要是洗好澡，换上衣服，看起来和你们差不多。”

　　停产整顿也考验着温州人的神经。

　　在徐保兵工作过的大万梁煤矿，温州矿主早已把煤矿易手，听说“价格在3000万元以上”。徐保兵感慨：“就这么一转手，老板就获利1000多万元。”

　　而对另一位温州来的徐矿主来说，却像是陷入一个沼泽，除了等待生产许可证，他几乎无计可施。

　　去年年底，徐矿主联合其他9位商人集资500多万在长梁沟镇投资一个煤矿。没几个月，就遭遇停产整顿。徐矿主面临两难：停产吧，投资难以收回，加上矿井维护费用，损失很大；偷产吧，万一出了事故，就可能坐牢。

　　“真难啊，卖也卖不得，动也动不了。”对他来说，既不能卖了煤矿把投资打水漂，又没有资金继续投入等到恢复生产。徐矿主惟一的希望，是等待生产许可证申请下来，虽然已经托人在疏通关系，但他仍没有任何信心。“听说到4月底有600家煤矿可批下来，可温州人的煤矿却只有几十家。”

　　和许方楷一样，徐矿主也在等待着。

　　忻州和长治：当地政府要求企业进行巨额资金投入来“封杀”小而散的温州资本，真的能把温州人赶出山西吗

　　在一些温州投资商看来，这个春天有些冷。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温州商人，隐隐感觉到当地政府无形的压力以及官员们异样的眼光，他猜测：“这次将有很多温州人会被赶出山西。”他甚至举例：为什么在4月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600家煤炭企业中，温州投资的煤矿只不到60家？

　　一家全国性媒体曾报道了山西省长治县封杀“温州炒煤团”的经验，标题醒目：山西封杀温州炒煤团。这种“长治县模式”是利用公开竞标对煤企改制，并要求企业投入巨资技术改造。

　　长治县招商局局长申文奇说：“那些‘温州炒煤团’难以投入也不愿这样投入。这样就封杀‘温州炒煤团’的短期行为，成功走出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怪圈。”

　　忻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张美明也说：“温州人都是小老板，承包的都是分散、零星、不成规模的小煤矿，无法承受这样的投资。我们欢迎外地资本到山西开发煤矿，但欢迎的是大资本。”

　　一直以小型资本灵活投资著称的温州资本，是否真的遇到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