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增长而竞争

　　张军／演讲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我们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许多来自海外的朋友，包括海外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等，谈到中国经济时都非常振奋；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显得比较谦虚，他们更多谈到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比如低效率、腐败、地区差距和宏观不稳定等。

　　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两种声音的源泉。所有看到问题的人，也意识到问题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长本身。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是非常幸运的。印度经济学家称，印度经济增长存在十大潜在优势，我曾经评论说，他们缺少把优势转化为增长的机制。再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如此。中国是我看到的极少数形成高速增长机制的国家。这种在东亚——部分在日本，部分在中国台湾，更多在新加坡和韩国——形成的机制，我定义为“为增长而竞争”的机制。

　　通常，经济学家所能列出的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一、给市场足够时间让其发育，经济会随之增长，但速度很慢；二、依靠国外援助，也就是非洲式的增长，这非常困难；三、创意的增长，我们需要更多创新，尤其在技术层面，用创新带动增长，但这种增长与其说是我们需要的增长，不如说是增长以后的增长，是一种奢侈品；四、我们需要良好的制度，例如有效完善的市场和财政制度，维持经济的增长。绝大多数经验告诉我们，完善的制度和增长是联系在一起的；最后，赶超的增长，我们需要更快的增长，否则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增长。

　　我们需要把最容易衡量和度量的要素用于经济增长。因此，为增长而竞争的增长模式和动力机制，是东亚经济成功的法宝。概括起来，这种增长模式有这样的特点：既是带来增长的源泉，也是带来增长问题的源泉。

　　有关探讨增长问题的方式有这样几个内容：

　　第一是关于增长的共识。很多经济里面缺乏这样的共识，但这样的共识可能在东亚出现了；

　　第二是银行主导的金融。金融体制确实是实现高速增长或是营造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的重要构件。尽管我们希望资本市场更加发展，但是不能说他们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增长作用；

　　第三是投资驱动。我认为，投资驱动的增长是“为竞争而增长”方式非常重要的机制。没有这个增长，中国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尽管我们说投资驱动的增长占GDP的比重高，但我们要看到，这可能是增长背后重要的机制；

　　第四是贸易部门的扩张。贸易部门的扩张是东亚贸易成功的内容，在中国也如此。贸易扩展，让中国有了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让中国大量的产业成长起来；

　　第五是制造业被快速地纳入到国际分工系统中；

　　第六是我们的竞争优势，高度竞争背后依赖的不是技术进步，而是成本的优势；

　　最后是我们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所有东亚经济在高速增长时，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尽管在国际收支上出现了不平衡，但这却为高速增长的经济构建了强硬的外壳。

　　在中国，这样一种“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通常由地方政府执行，所以，中国地方政府解决了很多中央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两年前，在《金融时报》推出的特别报道中，回顾东亚经济成长的经历，人们发现，在这些落后经济赶上发达经济的过程中，东亚经济用了35年的时间，人均所得达到了发达国家的40%-50%。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在赶上发达国家这方面，并不是非常快，而是非常慢。因为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3%，如果把这个3%调整到30%，中国可能用20-30年的时间。

　　所以，中国经济今天有很多问题，但中国经济的增长才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没有高速增长，我们看不到今天出现的这些问题。但是，没有增长才是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