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优势在发生变化 中国竞争力需要重新定位

　  周其仁／演讲

　　中国产品在当今国际经济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主要依靠的是成本优势。但是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观察到中国的成本优势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中国经济将怎样应对这些变化呢？

　　分解中国成本优势的由来，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长期贫穷形成的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1980年中国一个工人的收入等于欧美工人收入的1／100；2002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为21.11美元，在中国是0.64美元。单从这方面看，中国经济有明显的优势。

　　第二，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开放使中国参与到国际竞争中。从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了大的政策调整，改革开放，释放了竞争力。这非常重要。经济体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劳动成本优势得以发挥出来。

　　最后，要素素质得以提升。中国人开始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人力资本的投资增长迅速，在观念、知识、技能和产品质量方面都有显著进步。

　　由于上述三项条件的配合，大体上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显示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今年美国第一期《商业周刊》封面文章说到了“中国价格”(the China Price)：“这是最让美国工业界胆战心惊的词汇，你必须把产品售价削减30%，否则就将失去顾客，从家具生产厂到网络设备公司，几乎所有制造商都受到了冲击。”不少中国产品到美国的报价，甚至比同类美国产品的原料成本还要低。这对竞争的含义不言自明。饮水思源，中国竞争力来得并不容易。

　　正当美国人对“中国价格”大叫大嚷的时候，中国经济的特点却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是工业的上游开始发生变化，要素价格上涨较急，与此同时，媒体也开始出现“民工荒”这样的新词汇。其实，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这绝不是中国已经解决了就业问题，而是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面临着向上调整的趋势。因为用工价格调整有信息成本，你等我拖之中，一些地区就出现了“民工荒”。

　　另外，土地要素的价格变化如何呢？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也上升得较快。政府调控投资，严格控制非农用地，工业用地价格当然要上涨。如果把难以满足的土地需求考虑进去，地价上升的幅度可比统计得到的数据要高很多。能源价格的上涨，现在看来应该是很明显的。而原材料价格平均看来也处于上升态势，部分原材料上涨幅度惊人。发展工业的环境代价——过去我们靠对子孙负债的办法——现在也到了现付的时候，其价格也呈上升之势。

　　要素价格的上涨，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与汇率和利率的关系，也大有讨论余地。但对于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而言，要素成本上升，总要依靠其他因素来“对冲”，否则，总成本必将上升，而竞争力就会下降。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制度和组织成本至关重要。但是，恰恰在观察和研究这个变量时，我们感到，进一步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制度费用有很大难度。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非常难，比如银行改革、股市改革、土地市场改革等，实际推进很难。国企改革完成了一大片，但还有很关键的部分——主要是行政垄断行业——改革难以深入。市场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企业治理结构，至今并没有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作用。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这么强，可是本国金融服务和其他高端服务严重滞后，这两者如何能够协调起来？我的观察是，大量小公司依靠所谓“体外循环”，比如温州的工业企业长期依靠地下、半地下的金融服务，而大企业越来越借助于国际金融服务。去年，我国境外融资总量超过境内融资，即是一个证明；国航的飞机从国外加满了航油才飞回来，因为由于国内独家垄断，航油价比国际市场高，这是另一个证明。

　　核心部门的改革没有实质推动，中国的整体竞争优势的提高就会非常被动。从总体看，随着经济增长，成本优势早晚要发生变化。企业的要素价格在上升，就必须依靠其他因素来消化要素价格上升的影响。我们必须关注，管理变革和技术进步如何？体制改革的余地如何？虽然，现在从“下游”——产品市场——来看，变化似乎还不显著。但经济规律决定了，上游成本的变化早晚要传递到下游。事实上，企业、地区和国家的竞争力已经开始重新定位，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化。我认为，成本优势变化引发的其他变化，值得我们关注。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