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政府推动的创业能走多远?

　　政府可供调动的资源已经开始难以满足企业的需要

　　文/本刊记者 林 涛

　　“你是我见过的最憨厚的企业家！”当西安吉思达成像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贾晓良听到记者这句话后，咧开嘴笑了。他办公室里的一屋子员工也都对着他笑。

　　采访快要结束时，贾晓良语气诚恳地表态：“我当初是被迫离开学校的，其实学校只要给我发工资，我不会出来，我的底线是给哪怕有个名义上的职称都行！从骨子里讲我还是愿意比较稳定地去做研究，如果不是做这件事(贾晓良并不喜欢《中国企业家》记者使用经商和做生意等词汇)，我可能科研成果都有几十项了。”

　　在“做这件事”之前，贾晓良曾经是西安某著名高校的科研人员。他开发出的“彩色冲印减污增效技术”，可以增加胶卷冲洗套药50%的效率，同时减少冲洗废液50%左右的排放量。

　　“我敢向柯达叫板，我比他贵，而且贵得多！”虽然贾晓良公司生产的胶卷冲洗套药比柯达的同类产品要贵30%左右，找到贾晓良要求供货的商家还是络绎不绝，他每天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公司新买的别克商务车送走客户并且道歉。

　　“我打我的技术品牌，我很强势！”贾晓良数次重复这句话。他所说的强势技术——彩色冲印减污增效技术，曾经让中科院院士赞不绝口，陕西省省长也为此多次批示对他进行扶持，西安科技局一次性给他提供了40万经费，把技术转化为产品。高超的技术是贾晓良的骄傲，也是他创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的产品供不应求，我让市场处于饥渴状态。”贾晓良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得意，但是当《中国企业家》对这种并非为了维持身价而制造的市场饥渴表示不解，并持续追问后，他最终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其实“让市场饥渴”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现在的规模生产不出更多的产品，而且技术人员出身的他不具备迅速扩大生产的管理能力，对于主动找上门来的风险投资他最终也还是拒绝了，一部分的理由是“害怕丧失自己的技术方向。”但更重要的是他不了解该如何融资，以及“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贾晓良谨慎地选择了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的模式，这也让他“丧失了许多快速发展的机会。”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管理者，让我做个副总就行。”贾晓良说这句话时显得很诚恳。

　　引进“刘存周”

　　需要把企业带到更高层次管理者的不仅仅是贾晓良的企业。

　　“西安的企业做不大。”这句话在西安被许多人重复着，这些人包括专家、记者、政府官员，也包括西安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们。贾晓良所遇到的增长瓶颈是技术型中小创业公司共同的难题。由于技术型企业大多由科研人员创立，在创业前期凭借着某项技术优势迅速发展，但是当扩张到一定规模后，由于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这些企业极易在战略规划、融资、财务、管理等方面遭遇瓶颈。

　　在西安的土地上，这个问题已经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因为西安主流的创业企业就是科技型企业。西安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经历了90年代的第一次创业高潮后，涌现出了东盛科技、金花股份、交大博通、海天天线等一批让西安人为之骄傲的上市企业，然而无论是从纵向的自身对比来看，还是从横向与其他发达省份的企业对比，西安的企业总体上规模较小，而且发展势头不明朗。

　　2004年底，原哈药集团老总刘存周担任西安东盛集团总裁，这个在北京媒体解读为“刘存周入主东盛”的新闻，在西安当地媒体看来却是另外一番意味，“东盛引进CEO——从战略并购转向内部整合”，这是当地媒体的新闻标题，而小标题则是“东盛发力突破天花板”。

　　西安高新管委会主任景俊海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高新区今年明确提出来的定位是人才年，要全面吸引高端人才。我们需要总裁，需要副总裁，需要财务总监，需要质量总监，也需要技术总监、策划总监，凡是企业成长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的经营人才我们都要。企业要进一步扩大，缺乏这些人才不行。”

　　西安企业为什么会遭遇如此一致的成长瓶颈？

　　这与西安的科技创业模式有关。

　　晚起的创业

　　“西安的创业活动10多年来讲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以科技人员、知识型人员的科技型创业为主线。”西北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MBA教育中心主任杜跃平教授总结。

　　高新技术企业是西安最活跃和主要的创业领域。相比80年代江浙沿海开始出现轰轰烈烈的创业热潮，西安的创业活动在90年代中期才大规模开始。

　　西安人总是乐于评价自己“敏于思，讷于行。”西安信利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军显然不这么认为。“老爱讲西安醒得早，起得晚，意思就是什么道理都知道，做得晚点。这个我不太同意，本身知道得就慢，一个事情传到西安都不知什么时候了。

　　事实上，西安创业热情的后发，以及科技型创业特点的形成，是由一系列复杂而有趣的政策影响、历史背景、文化习惯等因素合力促成。

　　西安有着3100多年的城建史和1100年的建都史，先后有周、秦、汉、唐13个朝代在西安建都。无论建都历史之长，或是建都朝代之多，在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轮工业化布局的156个重点项目中，西安占了17个，众多国防和机电企业落户西安，这里也因此拥有“电工城”、“军工城”、“航空城”与“纺织城”的美誉。

　　富饶的物产让西安人不愁吃穿。辉煌的历史和地处关中的封闭环境，也让缺乏对比的西安人多少有些盲目乐观。西电、黄河、昆仑这些动辄数万职工的国有大厂则给西安经济带来浓厚的计划经济氛围，并导致民营经济、个人创业的土壤因此相对稀薄，即使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的创业热潮，直到2000年，西安民营经济也才有不到20%的比重。

　　但是西安拥有诸多省市无法企及的丰富科技资源。西安是中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基地，西安有市级以上科研机构672家，国家重点实验室55个，有各类技术开发机构3000多家。每年有3000多项科技成果产生，其中重大科技成果1000项左右，中国第一台运载火箭发动机，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星载控制、通讯设备，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与第一批电力导体器件等都诞生在西安。

　　同时，西安有普通高等院校35所，研究室培养单位48个，民办高等院校68所，拥有在校生80多万人；西安拥有中等专科学校236所，国家省部级重点技工学校178所。西安拥有两院院士43名，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0万。

　　但是直到90年代初，这些资源仍然静静地等待激发。

　　“挤、拉”出的

　　第一创业热潮

　　西安某高校的教师对《中国企业家》说，“研究所、大学是原有体制最坚固的地方，真正有创业想法的人，在那样的体制中就会难受。就被这种体制‘挤’出来了。而且这些知识分子的信息相对灵通，了解沿海与东部情况后，也想发财，改变生活。”

　　“不少科技人员思想活跃，不循规蹈矩。造成个性和体制的冲撞，一旦外边有一个好的环境，他就出来了。”杜跃平教授说。

　　作为印证，景俊海主任记得90年代的科技创业者多数是专科学历背景，这多少与专科学历者在科研机构受到职称评定等诸多方面压抑有关。

　　杜跃平教授说的“好的环境”，其实指的是位于西安西南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90年代初期，国务院决定要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起科技特区，国家级的高新区，西安抓住了这个机会。事实上，由于地处内陆，西安在发展上难以像沿海城市那样吸引外来资金，走扶持内部新高技术企业创业的道路也就成了西安当时的惟一选择。

　　承载着西安人经济发展希望的高新区创立于1991年6月14日，其目的就是释放西安科技人员的创业能量，让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随后的10多年中，西安高新区聚集了西安大部分新创的技术企业，为了把各种有潜力的科技创业者(他们称之为“鲨鱼苗”)“拉”进来。高新区的管理者到西安的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四处寻找好的科技项目，只要“告诉他们一个好项目，他们的眼睛都会发光。”

　　经过不断的发展，西安高新区的科技创业服务体系逐步完整，其科技企业孵化器被认为是中国服务功能最全、孵化成功率最高的孵化器之一，科技投融资体系则以“种子基金”、信贷担保基金、风险投资和产业发展资金等形式服务于企业从最初创业到规模化发展的全过程。

　　在西高新14年的发展历程中，累计转化科技成果6000多项，其中列入国家级各类计划1000多项(次)，整个高新区营业收入平均增速为60%，形成了一批具有创新实力的高新企业集群和主导产品。其中一大批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居于国内甚至国际的先进水平，出现了一批在某个行业领先的被称为“小巨人”的企业。

　　“高新区开始的几年，每年进入创业的企业只有一二百家，到了2001年、2002年，基本每年创业的企业超过一千家。当时三四万块钱，还有两千块钱起步的企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几千万、几个亿、几十个亿的资产。”景俊海说。

　　在体制的“挤”和高新区“拉”的合力下，西安高新区成为了陕西“生产力的解放区”。

　　突破“西安”概念

　　当年第一次听说大连市的软件外包业务，因为这种模式需要派出很多软件工程师前往日本工作，韩军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卖人吗，这是什么买卖，这是卖人！”

　　最后韩军总算明白了“这是个什么买卖，这个买卖怎么理解。”很偶然，就在他知道可以做日本的生意后，就有一家日本公司来到西安，并前往信利考察。在公司转了一圈后，对方感觉不错，就邀请韩军等人去日本看了看。这一“看”让他觉得“这个生意可以看。”回到西安后，韩军立刻网罗人才开始准备外包业务，当时的时间是2001年。

　　现在，韩军的信利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为西安对日软件外包能力最强的一家公司，来自日本的业务已经占到公司业务总量的20%。“日本的公司只要来西安就要到我们这儿来看看，到我们这儿来看看，慢慢就做起来了。现在我们有一个日本事业部，然后我们下一步打算在日本建公司。”

　　“企业发展一开始是围绕陕西，几年后感觉有点不够。围绕一个地域始终伸展不起来，企业发展受到限制，所以我们去北京，后来去上海、去深圳。如果一个企业依赖于陕西市场发展，这个企业肯定做不大。将来陕西是我们的后方，是我们整个的供应基地。我们可以把点布在全国各个地方，但是整个研发中心在这儿。”与韩军一样，西安的创业者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触角伸向更大的市场。

　　其实西安是中国最早对世界开放的城市，最能包容其他文明的城市。但是在随后的时间里，西安逐渐变得封闭起来。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高新区主任景俊海留意到了这个变化，他发现西安的创业企业开始“更开放，更包容，更愿意对外合作，一个公司可以有很多股东，不仅有西安人，还有北京、上海、深圳的。而在过去一定是西安的几个人投资的。”

　　许宗怡是西安人，他的合作伙伴一个是上海人，还有一个来自哈尔滨。回到西安创业之前，许宗怡在新加坡的一家以色列公司工作。他的两个创业伙伴和他有着相似的背景，一个同样来自新加坡，还有一个从法国回来。

　　选择回到西安创业的海归派远不止许宗怡一个，1998年5月，留学人员创业园在高新区内成立，到2004年，已经有600多名留学人员在高新区创立了364家公司。

　　除了留学人员创业，“百名院士亿元创业计划”也于2003年在西安启动，该计划10年内以一亿元产业基金支持100位院士创业。到目前已经有14位院士在西安创业。

　　内引外联，走多样化和国际化发展道路，成为西安的创业者突破瓶颈的一种选择。

　　谁来引导升级

　　在西安的学术界和政界总是可以听到类似这样的声音：“江浙沿海以乡镇企业创业为主，走的是传统工业化道路——由轻而重，这种产业结构也导致了高能耗、高污染情景的出现。西安的创业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起点比他们高，这些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属于较高的产业层级，是更具发展空间的产业结构。”

　　2005年，西安以城市发展白皮书的形式提出了“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的发展理念。其中一段内容是：形成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链。把握世界技术革命和产业调整的趋势，制定正确的技术、产业创新战略。坚持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适用技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集中力量推进产业升级。

　　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已经与政府的城市发展规划紧紧捆在一起。事实上，以西安高新区的创立为标志，西安的创业活动自始至终都带着浓郁的政府推动色彩。如前文所言，西安由于依靠外资寻求发展困难，从而掉头转向自主培育企业创业、创新，所以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寄托了这座城市复兴和发展的希望。在建国55周年西安“城市骄傲”的评选中，西安高新区被市民评为第一名。

　　政府也给这些被寄予厚望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包括为企业提供融资和担保，西安大大小小数百家融资机构大都具有当地政府的资金背景。韩军听到一位北京同行说“在西安拿钱是比较容易的，相对北京来说。”此外，政府的扶持还包括了为企业举办各种创业培训和交流活动。

　　“西安的政府真是太好了！”一位北京的创业者在了解西安对于创业者的扶持政策后大发感叹。

　　但是也有专家提出问题：融资、以及选择哪些企业可以进入孵化器，这些事情是否该由政府包办？

　　西安的环境导致西安人的创业冲动、创新精神，冒险精神，风险精神远不如江浙、深圳等沿海和东部发达地区市场竞争环境非常激烈的地方那么强烈的表现出来。而且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科技创业者的先天劣势和各种人文、地理、经济环境制约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时，政府可供调动的资源已经开始难以满足企业的需要。

　　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创业模式如何走得更深、更远？

　　对于西安，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