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监督者方舟子出山 怒江争坝再入公众视野

　　外滩主笔 子南

　　最近怒江“争坝(争议建坝问题)”一事进入一个媒体关注的新高潮，起因是几个反伪科学的知名专家学者应邀到云南考察并和云南省政府座谈，尤其是方舟子4月8日下午在云南大学的演讲引起了轰动。

　　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对怒江建坝等作出批示：“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由此开启了怒江“争坝”的良性博弈。这次，在水电集团保持缄默的同时，云南地方政府成功联手水电权威专家、反伪科学知名人士和部分媒体，为怒江建坝做了一次得分颇多的宣传活动。

　　饶有趣味的是，在网络上最受关注的、自我定位为“民间监督者”的留美学者方舟子的言论，在云南日报正式报道中，出现的仅仅是“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要慎重研究，先从争议小的地方入手”(方舟子的原话还有：“而那些争议较大的可以先搁置，甚至不建呢？”)。这和环保人士的最终主张似乎并无多大差距。

　　而在方舟子的演讲中，他举例式地抓出了环保人士一些数据和说法上的“硬伤”，并以自己四五天的实地考察结果，形象阐述了怒江之穷和怒江建坝的必要，最后斥之为“伪环保人士”的“伪科学、反科学、迷信、学术腐败”。

　　这是在对手无法现场回应的前提下传达给公众的。当天上午，环保人士应邀陈述不同意见，并提交了精心准备的代表环保人士几年来实地调研形成的一叠书面材料。但方舟子在第二天的政府座谈会上表示：“……会上，我听到的反对意见，基本上都和学术争论无关，不值得认真对待。”

　　方舟子独特的辩论方式，让环保人士望而生畏。迄今，除了地质专家范晓应本报之约系统地撰文回应外，被方舟子点名嘲弄过的“伪环保人士”——“自然之友”总干事薛野、记者兼环保活跃人士汪永晨女士，乃至当时与会的环保界专家于晓刚，都不愿公开回应。

　　薛野只是在4月14日完成的一份“事件简单回顾”中反驳说，方的演讲带来很大的危害，“把我们在水电开发问题上的立场简化和歪曲为：极端环保分子不顾百姓生计而反对发展。”

　　更具声望的另外一位“反坝”专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则因忙于圆明园地膜之争，还没来得及了解此事。

　　而水电方面惟一频频亮相的专家，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则充满自信地告诉外滩记者：“我希望组织一次跟他们的公开辩论！”

　　范晓是张博庭认可的一位“专业人士”，他在回应文章中重复了他提交给在上述座谈会材料中的一段话——

　　怒江水电开发淹没的是怒江州现有城镇、居民点、高产农田、工矿企业最集中的河谷地区。怒江水电开发的移民并不是“从条件差甚至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移出去”，而恰恰是要让怒江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都相对较好的居民迁移。这在怒江水电开发规划中已明确提到：“水库淹没的是流域的精华耕地部分，产量较高，因此，从耕地损失程度来看，水库淹没对怒江州的经济影响较大。”

　　范晓认为，“怒江水电开发之日，就是怒江脱贫致富奔小康之时”，这一类的美好蓝图不知在多少水电大坝库区被描绘过。但无法回避的是，不少水电大坝的库区移民，不但没有脱贫致富，有些反而还更加贫困。现在不少大坝库区以及安置地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已引起广泛关注。

　　“怒江梯级水电开发，并不能简单地和老百姓的脱贫致富划上等号。”范晓写道，“其对于地方政府的吸引，主要在于大规模投资对于GDP增长的拉动以及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在如此重大的、涉及怒江人民切身利益的决策过程中，最广大的库区移民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和程序，诉求他们的利益、表达他们的意见、参与决策过程、参与政策制定的呢？”

　　一些环保人士认为，方舟子的演讲，其实为怒江“争坝”提供了一次新的公众关注机会。而公开辩论的最佳方式，其实是根据法律应当履行的听证会程序。只是好事多磨，这个会迟迟没有举行。

　　部分环保人士还在反省自己何以在这次辩论中“失利”。作为成长中的一个社会群体，在为公众利益代言时，如何面对其他民间人士乃至环保人士的各种批评，如何有效地整合、传递专业的学术意见，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许可以成就中国NGO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