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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云帆 上海报道
再回首
历史的节点如此清晰。
700多年前，元朝新设了一个县，那时的城墙所在就是今天上海的中华路和人民路。至此，上海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登上舞台。
1843年开埠前，上海只是松江府辖下的一个普通县城。此后，在现在的外滩、淮海路和苏州河北面先后出现了英、法、美租界。这样，原上海县城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并由此开始奠定这座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荣与梦想。
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万，跃居全国第一，逐渐成为中国特大城市、最大港口、对外交往基地、多功能经济中心与全国文化中心之一。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设立了上海特别市，不久改名“上海市”。
整个20世纪，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一直领跑。特别是建国30年中，上海经济始终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和财政支柱，居共和国经济长子之位。
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一度黯淡。十年间，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在十四个沿海城市中最落后，GDP增长速度是7%，比当时全国平均的8.9%还逊色1.9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上海体制上以计划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下，全国推进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并未使上海直接受益；而城市体制改革，上海又比全国晚了5年。
但是，这位“长子”仍在为全国供血：1984年以前中央对上海的财政收入实行“统收统支”，上海每年上交中央的财税占地方财政的87%，只剩下13%自用。1987年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即上海每年上缴中央105亿元基数不变，节余自用。据查，从建国到20世纪末，上海共上缴国家财政收入近4000亿元，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上海再度发力，发展速度同比翻了一倍，达到13%以上，从1991年开始连续多年比全国高出2个百分点。
对于上海1990年之后的昂扬，原因众多，浦东开发的拉动作用尤其重要。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开始把浦东的开放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了起来，他特别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以浦东开放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新飞跃。”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次指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
浦东此后的成功可以用数据说话，1990年浦东的GDP为60亿，2004年为1800亿。2005年4月18日，浦东15岁。
新大上海
2004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上海。这是他到中央工作后第四次来上海。
胡锦涛对上海的发展寄予殷切希望。他指出，希望上海把未来的发展“放在全国发展的大局中来思考、来谋划”，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站高一步，看远一步，想深一步”，则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口头禅，三步见诸行动，其结果是“一个新的大上海”。
所谓“新”者，是指城市的功能升级。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是远东的经济、金融、贸易等多功能中心。但195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以来，上海长期被作为一个单一的工业基地。
重塑多元化的城市功能，在1980年代重新成为上海共识。1983年，中央派出以宋平、马洪领衔的调研组赴沪，肯定了上海的发展新思路。1986年10月13日，国务院在对《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
如果说80年前，上海主要履行了产品辐射功能，1990年代主要体现了示范性，那2000年之后，上海正努力成为一个服务全国的平台，“原来是机器上的一个商标，现在要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这次转身的具体目标被凝炼成概括性的4321，即“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三个服务，“率先实现小康和现代化”两个率先，和一个“继续走在全国的前面”。
虽然前一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效果不彰，但央行二部即将落地的消息，又燃起了上海对华盛顿——纽约模式的向往。
目前，央行二部的定位只是一个备份中心，职能有限，但足以扩展想象。二部以央行分拆的形式必将促进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力推进上海首先成为国内的金融中心，并为实现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政策扶持。
如今，中国的外汇中心已在上海，如果人民币中心也能落户此地，上海金融中心即双翼丰满。
为此，上海在2005年必须首先做好两件事：风险防范和金融创新。原有金融体制没有解决、宏观调控的问题逐步累积和2006年金融开放在即这三个因素，决定了2005将成为中国的金融风险年。如果上海举措得力，自然会赢得更多的信赖。而在金融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的三个层面上，至少技术与产品创新地方政府大有可为，亦可为进一步争取中央制度奠定基石。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被本届上海政府视为更现实的工作抓手。
从地缘位置上看，上海近年的发展思路围绕从浦江时代到长江时代到港口时代的变迁。
“拼命两年，只干不说”的大小洋山项目，首期3公里岸线、5个泊位、220万标箱吞吐今年底便可完工。二期工程也将在2006年提前竣工，那时小洋山可再增250万标箱。
但是，如果建设的只是码头，那还远不是航运中心。
按国际惯例，港口分成支线港、喂给港、枢纽港。只有国内中转率没有国际中转率谓之支线港，如果连国内中转都没有，就只是喂给港。而枢纽港要求有40%的国际货物中转率。
且不说，上海2003年尚只有0.7%的国际货运中转率，就是在国内中转方面，也仍需努力协调。比如，当年孙中山口中的“东方大港”北仑港从未放弃努力，浙江正抓紧疏浚京杭运河，以争夺苏南货源。而交通部设在上海的港口协调办公室，近年来仅是协调上海与苏州的常熟、张家港、太仓三个小港，已是疲惫不堪。
有专家估算，如果江浙沪各地的港口规划统统建成，吞吐量将达到8000万标箱，大大超出需求。
梦想虽然遥远，毕竟已经起航。而且，国际航运中心的期望一旦落实，便可产生物流、人流、资金流的联动效应，届时国际贸易中心、经济中心也就水到渠成。
区位升级
所谓“大”者，是指城市的区位升级。
要义在于上海区位策略在不同层面不同时期的腾挪智慧——从600平方公里的上海市区到6000公里的上海行政区，从长三角的中心到长江流域的龙头，从中国的上海到世界的上海。
根据上海决策层今年3月以来的最新构想，未来的上海或将分成四大版块。
首善之地是大浦东，包括现在的浦东和南汇。浦东新区冀望晋升综合改革实验区，浦东机场的扩容更为她插上了二次腾飞的翅膀；借东海大桥出海的南汇，则在筹划一个近300平方公里的临港新城，作为承接国际重型制造业转移浪潮的港湾。
第二个版块是崇明三岛。未来这里会成为上海的生态乐园，又一个美丽新世界。
连接第一、第二版块的中间地带，本身已是重镇外高桥保税区之所在。此三者相贯，展开的是上海整个重心东移战略的卷轴。
第三版块为奉贤、青浦、嘉定、金山、松江。这是上海传统的制造业基地，也是降低商务成本的试验区。它将为上海的服务业提速提供坚实的后盾。
再有就是扩大了的中心城区，包括老中心和一南一北的闵行、宝山。虽然闵行的石化、宝山的宝钢两大产业基地已经成为上海纵向发展的天堑，但从闵行区穿过的沪杭高速，正以强大的市场力量，使得这个区域在东西走向上重新找回弹性。
如此一来，上海经济区便从600平方公里的市区，得以向6000平方公里的大行政区延展。
2004年11月中旬，国家发改委确定了在京津冀和长三角率先试点，推行区域规划，并且由中央统筹进行规划编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出统筹区域发展。
对此，上海早有响应。
1992年以来，上海一直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反复权衡。由于服务业同样存在严重的地方壁垒，更多在原地徘徊。
同时，周边省份充满了对产业同构的抱怨。首届长三角一体化论坛上传出这样一组信息：苏、浙、沪三地产值在前10位的行业基本相同，长三角有11个城市同时选择汽车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沿海城市竞相定位为港口城市，长三角经济圈“十五”高新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35%，纳米材料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
上海产业的任务一言以蔽之：制造业破除同构，服务业走向全国。眼下，正当其时。
随着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提出将科教兴市作为推动上海全面升级的“主战略”，上海承接国际重型制造业转移的肩膀更加宽厚。同时，科教兴市还可反哺江浙。比如，洋浦区自主知识创新的一个核心任务便是帮助江浙的制造业升级。也就是说，一般制造业与江浙分工后，将其上游的科研机构吸纳到上海。
而随着服务全国的提出，上海正从长三角一体两翼的中心，升级为长江流域的龙头，服务的另一条出路豁然开朗，复兴长江这条现成的黄金水道，不仅可助上海将辐射力直贯西部，更贴合国家战略。
申城还有更为宏大的畅想，就是从国际大都市走向世界级城市。2003年左右，上海提出了世界级城市的概念。当年年底，一份专家报告《上海建设世界级城市的现状、差距与构想》被提交。
2004年F1赛车的眩目登场和2010年世界工业博览会的成功申办，都彰显了上海跻身世界城市领袖之列的可能。
政府升级
上海向上，既是这座城市的得天独厚的区位决定的——上海扼长江入海咽喉，西接江苏苏州和浙江嘉兴，北以长江北泓道界江苏南通，位居长三角及整个长江流域的龙头，又当全国黄金海岸线中央，东临东海，南濒杭州湾；也是这座城市无可替代的历史决定的——上世纪30年代“东方巴黎”的美誉，使21世纪的上海人不满足于在外滩建筑群前的流连。
动力还来自政府，这是解读上海的另一个重要切口。
上海政府是典型的强政府，她善于高瞻远瞩，阶段性地推动改革，然后为下一步改革留下接口。这是上海始终稳健前行的要诀，尽管她永远不会像温州那样依靠市场草根力量进行颠覆式的探索。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价值体系中，总认为过于强势的政府并不合理，也未必高效。但面对这座的确由强政府传统支配了许多年的特大型中国特色城市的成功，人们有理由对它运作文化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做出更为中肯和透彻的解读。
关键在于，从总体上看，上海政府的强势更多体现在对市场化的积极引领，而非对市场化的遏制。有人索性将之归纳为“用计划的手段搞市场经济”。
这一点，在上海政府的资本运作能力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上海国有资本运作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他地区为改革而改革的阶段。由于10年前就建立了国资委、控股公司、国有企业的三级管理架构，今天其6000亿国资已基本可以按照整个城市的阶段性工作重点来运筹。
专家称，计划时代遗留的庞大的国资，“要求上海政府必须强”。其价值在于，可以发挥国资的集中化战略，比如上海搞国际会展，政府可以直接出面找来汉诺威这样的巨头合作。而且，强政府可以强制保留一块民族平台，让国内企业有一个成长的缓冲阶段，“这就是为什么上海坚持在流通领域整合出一个百联”。
这种政府行为模式，被称为“喜欢举杠铃”。
观察家称，上海政府将自己定位于“战略的确定、市场体系的建立、游戏规则的制定”，甚至“市场主体初期也是有政府背景的实体”，“但在市场运作上决不操纵，这样逐渐其他主体也进来了”。
或许，在一个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中需要这种模式。
因为必须承认，在中国现实中，人才、信息还是积淀在政府内部，而民营力量与外资力量又相当悬殊。
但是，强政府在帮助“搭台、进场”之后，是否退出、如何退出？
上海政府需要认识到，有效性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关键在某一阶段的成本与收益对地方形成多大的促进作用。虽然从上海前一个过渡阶段来说强政府是有效的，但是不是以后也要这样？
有学者提醒：“随着边际成本的变化，政府需要对阶段做出新的清醒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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