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直辖传闻引发热论 重庆模式能否简单复制

　　直辖7周年，重庆不仅获得了国家大量的投资，在行政审批等方面也享有了其他省份所没有的优势——但问题是，“重庆模式”是否可以简单复制？

　　苏州杭州近年来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它们基本没有“行政级别”的优势；而发达国家更没有所谓直辖市的概念，但是其城市竞争与发展依然如火如荼。

　　直辖 下一个是谁？

　　“关于郑州要直辖，或者说河南要分省的传闻很早就有了。近几年，在郑州的街头巷尾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就是，郑州直辖后，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省会？”《郑州晚报》的一位记者如是说。

　　2005年4月10日，《大河报》一篇题为《郑州将成中国第五直辖市？论据是填补中部空白》的文章，细数了民间关于郑州直辖的各种心态和理由，并指出，“这种直辖的臆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郑州人那种担心被挤下城市头等舱的恐惧，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郑州直辖”，不过是近年来不少大城市萌发的直辖冲动的最新版本而已。

　　2003年下半年，一个关于深圳直辖的传言令深圳、香港的民间和传媒异乎寻常地兴奋，这个传言的依据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教授向媒体透露的，已“基本定好”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中央正考虑增设直辖市，直辖市将分中央直辖和省辖两种。而有关研究机构已为深圳勾画了蓝图：经济区划上的自由港、行政区划上的直辖市。

　　无论是对于城市定位缺失的深圳，还是对于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来说，这一蓝图无疑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像港深这样能够深入、全面的一体化。资料表明，2003年，深圳与香港目前的GDP合计达17000多亿元港币，占中国内地GDP的17%左右，达到了世界上特大都市地区的水平。“深港合一”可以为香港和深圳的经济整合和优势互补建立起一个在经济上完全无阻隔的大平台。而一体化最佳的前提和基础便是经济区划上的自由港、行政区划上的直辖市。

　　两年过去了，深圳直辖的说法仍然留于民间，CEPA合作框架的实施，为港深和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开启了一扇窗，暂缓了深圳的这种“直辖冲动”。但这并不表明关于特大城市“升直”的推波助澜就此罢休，相反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2004年，国家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在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指出，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来看，适当增加直辖市很有必要，好处有三点：一是直辖市管理层次少，既节约行政成本，又有发展活力。二是直辖市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辐射范围广，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重庆就是很好的范例。三是达到缩省的效果，为省直管县(市)体制创造条件。

　　来自政府的声音，不失时机地为民间的猜测增添了制度层面的依据。

　　甚至有人总结：1988年海南行政区(省)为调整“我国最大经济省”广东省划出，事隔10年，1997年重庆直辖市为调整“我国最大人口省”四川省划出，因此又10年后，2006-2008年，配合国策“东北振兴+西部开发”，必将有直辖市或新的省级行政区设立。

　　目前，中国有武汉、厦门、广州、沈阳、西安、济南、长春、宁波、深圳、杭州、成都、青岛、哈尔滨、南京、大连15个副省级城市，其中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和厦门是计划单列市。在这些城市中，最热门的直辖候选城市依次是：深圳、广州、武汉、大连、南京、青岛。

　　但是，广州、武汉、南京目前是广东、湖北、江苏的省会，如果三地升格为直辖市，必然涉及到两省省会的搬迁，行政成本过大。

　　分省之辩与直辖臆想

　　在国内某著名网站上，记者看到了一张广为流传的“分省地图”，这张地图将中国分为50个省级行政区域，并将新分出的省安上了淮海省、东辽省、胶东省等名称。

　　这张分省地图源自于国家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的一番话，戴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说：“目前中国存在行政区划过大的问题，中国省级行政区定在50个比较合适。”于是便有人根据这句话，提出了50个省级行政区的分省地图。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最新行政区划图”不过是将建国初期中国的行政区划重新拿出来而已。

　　随着这张“分省地图”的流传，更多的分省论调在网络论坛上蔓延开来。论调之一是仿照秦朝建制，将中国划分成200个郡州，最少则只设几个大区，网友们就根据这些方案在论坛上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最后以至于戴均良不得不站出来辟谣：“将中国重新划分为50个行政区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讹传。”

　　虽然如此，在中国学术界，分省之辩由来已久——中国确实存在着行政区划过大的问题，像河南、四川等省，人口都在1亿左右，相当于英、德等国的人口总和，有的省面积过大，像四川省面积有48.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些中小国家国土面积的几倍。

　　对于分省，戴均良说，如果中国一级行政区目标定位在50个左右，那么在现有基础上就可再设16个省级行政区。从区域经济中心布局考虑，最少的方案也要增加4个直辖市，即在东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各设一个直辖市。

　　对于设立直辖市的基本要求，戴均良总结了三点，第一是区域布局要合理，新直辖市应该是大的区域内的首位中心城市，有足够发展空间。并且应与原有直辖市有一定距离。第二是人口不宜少于200万人。第三是应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经济总量应高于全国大城市平均值，财政至少能够自给自足。

　　一般情况下，这三个条件全部具备才能设立直辖市。此外，如因政治、经济或军事的某种特殊需要，具备其中一项条件的城市也有可能升为直辖市。

　　行政区经济与核心竞争力

　　无可否认，直辖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中心地位的确立；政治地位的提高；大量投资；甚至其他城市的“仰视”……

　　重庆是一个例证。作为新生代的直辖市，重庆的表现不负众望，在短短的七八年间，重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3年，重庆GDP首次突破2000亿元，比直辖前几乎翻了番。2004年，重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

　　重庆政治地位的提升，使其有了更多与世界对话的机会。直辖以来共有近40亿美元的外资投向重庆，ABB、BP、长安福特等跨国公司落户重庆。2004年，浙江省代表团访问重庆，一次性签下100亿元的投资协议，创下了内资在重庆投资的最高记录。

　　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杨庆育称，直辖7年，重庆不仅获得了国家大量的投资，在行政审批等方面也享有了其他省份没有的优势。

　　但是，重庆模式是否可以简单复制？

　　这种基于行政计划色彩之下的城市发展之路，在全球化时代究竟能够走多远？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刘君德教授指出：“现有的区划矛盾主要表现在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方面。使得区域经济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从而造成当地的经济运行状态成为一种‘行政区经济’。”

　　长期研究中部问题的武汉理工大学中部发展研究中心胡树华、陈丽娜二人对此深有感触。他们分析说， “行政区经济”从根本上导致了地区利益冲突，使中部五省互相隔离，孤立发展，只注重自身的局部利益，形成强大的行政性壁垒。

　　一些明显的例子都证明了这些观点。中部六省都表示，自己的优势是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在具体的产业规划上也有太多的相同之处，比如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包括芜湖都把汽车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

　　在这样的行政框架和执政理念下，直辖市冲动往往源于地方官员试图在区域内做大的欲望。而假如让一些并不具备领袖群伦实力的城市升格，或许并不能由此形成区域经济的整合，反而加剧城市间的割裂和重复竞争。

　　直辖带来的直接好处是行政级别上升，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国家重点投资项目增多。不能否认这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必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种向上面要政策要资金要项目、主要依赖基建投资拉动的城市经济发展思路如果依然占据主流，那中国诞生明星城市的速度将难以令人期待。苏州杭州近年来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它们基本没有行政级别的优势；发达国家也没有这种所谓中央直辖市的概念，但是城市竞争和发展依然如火如荼。

　　如何培育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学术界更多地认为，一方面，城市应该定好位，培育自己的主导产业；另一方面，各城市应在加强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强化地域职能分工与合作。例如日本“大阪圈”的3个城市，就充分运用自身的区位、资源及人文历史优势，注重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关系，形成了“商业的大阪、港口的神户、文化的京都”的有机结合。

　　因此，甚嚣尘上的直辖冲动有必要适当降温。如何走出行政区经济的藩篱，促进本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并以经济能量辐射周边，领袖一方，才是更值得各位市长大人们费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