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

　　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中心棋盘街汇聚了多家很有影响的出版单位，成了出版业的中心。如此众多的出版社和报刊，必然有一支庞大的编辑记者队伍，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体。中国80%以上的书店集中在上海著名的四马路(即福州路)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文化街”。

　　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空军突然轰炸上海前，这里有新旧书店300余家。其中最大的 两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它们的办公大楼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路口并峙一地，互相构成了激烈竞争，酷似南京路上的先施和永安两家百货公司。

　　它们附近有很多书店，有些书店因为跟新文学期刊或作家有关而声名远扬：比如“群艺”率先印行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北新书店是鲁迅作品的出版社；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光一家上海书店就在30年代中期号称印行了约20份杂志，而且出版速度是每天一种。

　　四马路还是20世纪20-40年代新派作家最常涉足的地方，它的声誉经久不衰。

　　20世纪初，我国稿酬制度已形成并且跟国际接轨。稿酬有三种基本形式：(1)稿费，又称为“润笔之资”、“润笔费”；(2)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3)买断版权，又称为“作价购稿”。

　　当时稿酬标准不一。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圆-5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圆-3圆。鲁迅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圆，有时千字5圆，《二心集》的稿酬为千字6圆，这在上海就是比较高的了。

　　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

　　从20世纪初以来，上海出版界拟订的版税标准一般在10%-25%之间。例如，1921年泰东图书局答应郭沫若的版税是10%；胡适在新月社自订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再版20%；北新书局支付鲁迅著作的版税一般是20%，甚至达到25%；而梁启超的版价最高，达到40%，甚至提出“自印包售，六折算账”。版税的支付时间，按照惯例为“三节”核对实际销售数结算。

　　鲁迅曾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回忆说：“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的，竟就是我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

　　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界已是人才济济，精英荟萃。上海各报馆书局的待遇也有明显提高。但据陶希圣回忆：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国内教育界多为留日学生把持，近代的新式教育，也多采取日本制。20年代以后，大批留学欧美的毕业生纷纷返国，逐渐控制了国内教育和出版界，甚至在社会上也存在着“西洋一等、东洋二等、本国三等”的偏见。

　　例如，以出版教科书而名噪一时、在当时教育界影响颇大的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即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至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至150圆，而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仅80圆。

　　由于社会上存在着这种等级观念，“留学生为社会地位及生活上的种种问题，不能不植党以谋生活上之安全，遂致留派与留学西洋归国者相互排挤”，加重了文人相轻的习气。

　　上海的新闻事业当时十分发达，虽然不能和欧美日本著名报刊销数百万份并驾齐驱，可是像《新闻报》以日销16万份自豪，已执得国内之牛耳了。

　　与此同时，报社的职员收入是“与年俱增”的，以《申报》待遇最高，但大体上差不多：一般的编辑、记者月薪80至100银圆，像徐铸成和顾执中这样的“名记”170银圆左右。高级职员的月薪在200至300银圆之间，年底同样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但是出版家张静庐民国初年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做编辑时，每月只有20圆的薪水，且还要分几次在柜上领取。

　　可以看出，出版社的职员经济待遇差别比较大，那些有着高学历(尤其是从海外留学归来且有博士学位者)、办事能力强、资历深的职员薪金较高，一般职员较低。年终有“花红”分配。最重要的是，基本上每年调整薪金，通常加薪幅度为10至20银圆。

　　作为一个参照，兹列出当时脑力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

　　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载，1927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月薪平均41.9圆(约合今年人民币140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30圆以上，办公室秘书月薪最低50圆(约合今年人民币1600元)左右。

　　摘自《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参见“本刊4月荐书”。文字略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