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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银行治理结构风险监管
(《财经》2005年第6期《张恩照美国被诉》)
目前，多数商业银行都执行垂直化管理和机构扁平模式，多数制度和决策出自银行经营管理的最高层。在防范这种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风险时，监管部门应仔细研究、评价
董事会的决策能力问题。
董事会的决策职能很大程度上由各专门委员会承担，因此，应促使银行尽快形成以这些委员会为核心的科学决策机制，建立委员会和银行相关业务部门之间的联系机制，以保障董事会战略规划制定的科学性、内部审计和风险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关联交易界定的充分性。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制定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考核机制问题。如对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考核，应结合新巴塞尔协议关于银行监督检查原则的要求，促使银行把资本计划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要素，从银行的战略目标出发，对当前和未来的资本需求进行分析，清楚说明银行的资本需求、预计的资本支出、期望的资本水平和外部的资本来源等。
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在银行经营中责任重大，应随时监督其是否指导银行制定了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银行经营业务中存在的各种风险的政策，等等。
北京 王洪信
把加强稽核监管放到更突出位置
(《财经》2005年第6期《银行改革与上市，哪个该有时间表？》)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上下不联动”问题非常突出，形象的说法是“上边忙改革，下边忙作案”，实际上，很多案件都是以非常“低级”的手法完成的。对此，监管部门尤其应加强和改进对商业银行内控的监管。
“巴塞尔协议”中《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强调，监管部门应对商业银行内控体系的完备性、有效性进行评估和检查。银监会成立伊始，即树立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并制定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等规章制度，近期还开展了国有商业银行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等行动。
当前，无论是从增强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抗风险能力，维持银行体系的健康稳健运行，还是抑制转轨时期商业银行案件高发态势，有关部门都应把加强稽核监管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在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的同时，突出重点做好对商业银行内控体系的指导、评估和检查。
北京 毛奉君
150亿元的作用：激励与约束
(《财经》2005年第5期《150亿元解困县乡财政》)
国家计划明年在全国范围免征农业税，原本并不令人乐观的县乡财政由此面临新的难题。面对历史“旧账”与改革“新账”，这150亿元的作用值得仔细分析。
其一，即使“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思路能够实现，增量改革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增加，也只能在数量上解决县乡政府的已有债务。结果，经济发展后，许多贫困县乡可以和富裕县乡一样拥有比较充裕的财政收入。但问题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县乡财政改革针对的是“养得起还是养不起”的问题，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该不该养”、“养多少”的问题。
其二，“三奖一补”的政策目标之一是激励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而县乡财政要摆脱债务困境，根本出路在于界定恰当的政府职能，使机构和人员维持一个稳定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基数。150亿元的财政支持，一方面可看做是对农业税免除后的一种暂时补充，另一方面，也不妨视之为控制基层政府规模的一种努力。
然而，“激励”和“约束”的效果并不是十分确定的。也许，“激励”非但不能培养县乡政府的“造血功能”，反而助长“上包保”、“下靠要”的依赖倾向；约束也可能只是上级政府的一厢情愿——假如县乡政府未能按上级要求使用款项，上级政府能一撤了之？因而，“三奖一补”要达到控制政府规模的目标，必须依靠其他改革。从长远看，对基层政府的财政约束，还得靠基层选票的力量。
北京 钱建强
税制快改与慢改的两难抉择
(《财经》2005年第5期 《税制改革正当其时》)
当前的税制改革应循序渐进，根据宏观环境，成熟一个改革一个，而不是通过一个计划性的时间表来安排。税收增长较快的时期，不一定是税制改革的好时机；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或增长，优化支出结构，减轻政府财政支出负担特别是经济效益的支出比重，是推进税制改革的关键。
因为，首先，根据“瓦格纳法则”，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当我国的GDP近年来持续高速度增长时，财政支出肯定会大幅增长；
第二，和谐社会的构建涉及多方面问题，其中大多都需要财政支持；
第三，根据“李嘉图等价原理”，政府发行公债的效应等同于向纳税人征税，当前的经济竞争相当于政府提前将纳税人未来的税收收入入库。在非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现行的财政风险和未来的财政风险能否化解，最终还是要依靠财政支出；
第四，各项改革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第五，国际投资环境竞争日益激烈，由于担心国际投资减少、影响财政收入进而推迟“两税合并”，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北京 朱军
“房贷新政”治标不治本
(《财经》2005年第6期《上海房贷新政难产》)
上海市政府筹划和出台的有关措施，恐怕只会加重市民的负担，对炒房者并没有实际约束意义。炒房者大多有雄厚的资金，设在税收和贷款上的这点门槛根本不在话下，而房贷政策的变化加速了房价上扬，结果还是真正需要购房的老百姓埋单。
上海楼市的非正常上涨，使收入相对较低的市民(包括新市民和老市民)都感到了寒意。击鼓传花，等到鼓声一停，花落到最后一个接手的人手里，就成烫手山芋了。但我以为，上海楼市与香港楼市是不能比的，前者的购买者更多是普通居民，后者的购买者大多是中产阶层以上的人。上海的住宅自有率比香港高得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即使出现了“高处不胜寒”的局面，并不至于像香港那样全面崩盘。
但是，日益抬高的房价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太明显，使真正以居住为目的的群众买不起房。况且，以炒房为目的的个人和机构将来能否全身而退，也值得关注。
江苏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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