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央行行长下月聚首 高额外汇储备受关注

　　本报记者 禹刚 发自北京

　　中日韩这三个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在美元持续波动、汇率波动对经济发展影响日益扩大的背景下，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管理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如何更好地稳定本国汇率。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功能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其考量标准也应有新的框架。

　　昨日(13日)，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央行处官员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证实，韩国央行已经向周小川行长发来邀请函，邀请他参加下月底韩国央行成立55周年的庆典活动，“此外还将举办一个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的工作会议。”她表示，这个极小范围的会议“商讨议题还没有最后确认，会议也不会接受媒体采访”，她强调“这是一个工作会议”。

　　而同时韩国央行(Bank of Korea)国际合作部的官员也向本报记者证实，除了庆典活动外，该行还会举办一个规格比较高的国际金融会议，同时邀请了日本央行行长福井俊彦(Toshihiko Fukui)参加，但“还没有收到中日两方最后的确认函”。

　　据道琼斯援引韩国央行行长朴升(Park Seung)的话透露，中日韩三国的央行行长此次会晤，主要议题可能会集中在讨论汇率与外汇储备等。上述韩国央行的官员则告诉记者，“会议定在5月底召开，我们还邀请了其他国际机构官员参加，国际金融会议将会涉及外汇储备议题。”但他表示，三国央行行长会议内容“目前不便透露。”

　　日本、韩国不久前都表示对如何管理高额的外汇储备资产高度重视，并暗示希望多样化其巨额的外汇储备，以降低美元资产的比例。截至3月底，日本的外储为8377亿美元，韩国外储也高达2054亿美元。而本报3月28日也曾报道，中国截至今年2月底外汇储备余额为6426亿美元，比年初增加327亿美元。

　　如此高额的外汇储备是否合适，如何管理日益增长的外储资产，将成为三个国家央行行长的关注焦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也表示，在国际金融形势迅速发展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外汇管理工作面临“艰巨挑战”。

　　而韩国央行的Rhee Gwang-Ju也表示，韩国媒体对韩国持有过多外汇储备的报道很多，对韩国央行持有大量外汇储备代价过高的批评也不少。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余维彬博士在其最新的研究课题《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管理的新变化》中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汇储备从以往的“支付短期外债、支付进口需求”等务实的作用，正逐渐转变为以“吸收货币危机、提高国内货币信心、应付可能的金融风险以及应对灾难”等务虚的功能。

　　“由于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建设和金融市场发展都相对落后，在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发展中国家难以避免累积金融风险。”他认为，“所以需要较高的外汇储备以增强信心。”

　　对记者关于多高的外储才算合适的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最优外汇储备水平的讨论建立在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基础上，而现在则需根据各国综合经济水平区别对待”，他表示，“我不认为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过高。”

　　余维彬还向记者介绍，在研究中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之后，外汇储备不但没有像经典经济理论所指出的在减少，“反而节节攀高。”他解释，“外汇储备增长符合国际储备管理‘保持信心’的新动向”，对中国来说，由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高外储战略“不宜动摇”。

　　他还认为，由于外汇占款过多、增长过快，央行还需要加强冲销基础货币过量投放的研究，“这是困扰经济发展的真正问题”。余维彬介绍，将货币当局的资产证券化，以及用证券化手段降低商业银行在货币当局的存款数量，是摆脱当前冲销操作困境的两条思路。

　　李扬则补充认为，放宽居民和企业的用汇要求也是一个重要手段，“这是从‘藏汇于国’发展为‘藏汇于民’，相对于国际贸易额的绝对数量，我们6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不高。”但他表示，如何管理新功能下的外汇储备资产，“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