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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满报道 改革开放之初，收礼、吃饭已算是很了不得的事；八十年代则是利用价格双轨制来倒买倒卖，利用批文免税进口电器、汽车，然后在市场高价卖出去；九十年代中开始透过圈地、贱卖国有资产、承包工程来收取回佣；近年则是金融腐败的天下了。
90年代前的腐败
对于李明(化名)来说，对腐败有印象，是从他父亲的一个朋友那来的。“我小的时候，那位叔叔当粮食局局长，由于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粮食系统是热门，许多人逢年过节都会给他家送礼，不过礼品和现在没法比，都是点心、海鲜之类的东西。叔叔家吃不完，就分给我们家一些。但是，听父亲说，那已经属于收受贿赂了，因为送礼的人都是有事相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叔叔的女儿结婚，一共摆了70来桌(酒席)，据说好多人都是闻风而来，想借此巴结领导。总之，那时候所谓的腐败还不是很严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多。据经济学家杨帆回忆说，第一次在中国引起强烈震动的腐败潮是由于价格双轨制引起的。“1991年我在物价局，重工司所管7种价格，双轨制价差每年700亿，包括平板玻璃，煤炭石油。假设价差10% ，一年70亿就是灰色收入。以半合法形式流进有权力人腰包，当时产生巨大社会震荡的主要原因就是制度双轨制。原来想法是好的，问题在于权力不受制约又不公开化，你不能保证批条子的人不腐败，这个时候你能怪谁啊，是怪设计者还是执行者。”
当时最先盛行的腐败表现形式是倒批文，某些干部子弟利用关系、一些“勇敢”分子则通过行贿从领导机关拿到批文，然后去倒卖紧缺重要生产资料和进口商品，以“拿到批文就是钱”的方式导致了一部分人暴富。
90年代后的腐败
90年代以来，随着房地产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急剧增加，在这三项具有明显时代色彩的项目中，许多人又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人”。
经济学家钟伟将圈地看成是新的价格双轨制。他认为，在供地方面，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在征地方面，一切几乎未变，各级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左手通过权力低价征地，右手仍然是通过权力在以“市场化”的方法出让土地，其实质，就是“卖你的地，挣我的钱；征得越狠，挣得越多。”而在此过程中，许多人都从中渔利，掘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
接着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其产权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国有企业到资本市场上市了，却既不创造恰当的价值，也使得其它的所有者在国有股东面前显得无足轻重，有的国有企业转眼间就被管理层或者其它人员收购，换了主人，走了工人。一个拥有数亿资产的企业在短时间内通过商人贿赂官员，官员批准贱价转让，国有财产流失的逻辑，灰飞烟灭，转化为一些腐败分子的私人财产。
同样是90年代以后，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又带来了工程腐败。一位承包过大桥和高速公路的包工头向记者详细解释了包工过程中的腐败流程。为了拿到一个工程，包工头必须从上到下进行打点，在这一过程中花去大量的钱，而且费时费力。这位包工头对记者说：“我曾经请主管官员到北京洗过3000元一次的头”。包工头拿到工程后，为了找回损失，只好通过降低工程质量，来赚回成本，“如果保质保量，我们就只能做亏本生意，一般就是保证不会出大事就可以。这样，过段时间，像高速公路这样的工程就会出问题，这时候，上至腐败官员，下至包工头都迎来又一次赚钱的机会，“损失的只有国家”。
金融腐败的时代特点
而近期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金融要案，也和目前处于银行改革的转型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经济发展迅速，需要融资的企业越来越多，因此有人说，完全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会带来金融腐败，而只有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最容易出现这一类型的腐败活动。
经济学家巴曙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我国的融资结构过分依赖于银行业，企业离开了银行就往往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也增大了银行腐败的可能性。目前国有银行改革中存在的一个隐忧，就是一些纪委监察等的控制力在下降，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风险监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案件频发的时期。特别是此次国有银行的人事改革，强调的是部门负责人的人事挑选权，这就可能使得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机构的几乎所有干部，特别是主要业务岗位的干部，都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自行挑选的。这样就在事实上进一步强化了国有银行的‘内部人控制’，使得一个单位缺乏必要的内部监控，很可能出现一个机构的‘一把手’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为所欲为，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案例，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高山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值得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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