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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新近的调查表明，中国企业海外业务现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欠款待收，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150亿美元的规模递增，此前爆出的长虹与APEX约4.7亿美元的欠款案只是冰山一角，盖因人事更迭、情节恶劣而广为流布。直到现今，长虹追欠乏力，回款有限，这也是千亿海外欠款面临的共同难题。
乐观派以为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现已超过6000亿美元，而同比
看来，美国的商业逾期应收账款超过9000亿美元。无论从体系保障亦或绝对数额而言，1000亿美元似乎并不足以构成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但这忽视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差异，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表明，中国企业逾期未收境外账款中拖欠半年以上的账款比例超过65%。如果以欧美企业应收账款超过3至6个月的合理期限作为坏账处理的标准，中国企业的海外呆坏账将呈倍数增加。而除了上市公司，这种信息一般不向外公布，也使公司信用问题更为恶化。
当然，也有许多公司并不认为信用是个问题，因为相当比例的欠款属于刻意为之。中国长期执行严格的海外投资管理政策，通过操纵海外应收账款科目，企业可以规避管制。在决定对外投资时，企业可以用海外应收账款名义将出口收入留存境外，规避国内严格漫长的审批过程；而为了满足境外子公司的资金需求，境内企业也有可能借助出口应收账款名义向境外子公司提供资金。更有甚者，海外应收账款手段成为侵吞企业资产的利器，比如通过在海外设立壳公司，人为制造欠款以侵吞资产，降低败露风险，独吞腐败收益；也有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操作所谓的国际化路径，先把好企业做亏、做垮，然后再用转移到海外的资产购买本土企业。
凡此种种，多手法复杂，符合程序，市场风险成为合理的亏损理由，因而问责难施，在海外欠款中占据多大比例难以确定。相比之下，更多的欠款则是出于业绩压力而被迫国际化的结果。调查显示，至少有一半欠款来自海外华人公司，多发生在3至5人的“超小公司”，因为他们对中国国情认识更清，相比于其他人，他们更易测算拖欠款项的风险与收益。比如，他们知道很多国企领导人更替时，由于继任者担心业绩问题，所以对前任领导经营中产生的逾期账款，宁愿将其继续作为应收账款保留在账上，也不愿意去积极追收。他们也知道，中国出口企业中，业务员“垄断客户资源”的现象非常普遍，搞定业务员即可打通侵吞资产的“便利通道”。
尽管有以上种种可以被利用的“良机”导致欠款形成，但究其根本，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中多数为一般性制成品，为了争取出口订单，出口企业不得不主要依靠价格策略，或在结算方式、付款条件、货款追收等方面过度迁就客户，缺乏差异性的同质竞争使海外欠款的呆坏几率大增，这是热衷于国际化的中国企业需要面对的事实。
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称，中国企业不太可能再次遇到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些企业尚未积累到应对海外市场的足够经验，向海外扩张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战略重点，一些投资决策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对于许多以日韩企业崛起自励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样的言语似乎显得过于悲观。
的确，中国资本表现得日益活跃，国际化浪潮也正在涌现。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加拿大诺兰达采矿集团也都被列入某些公司的收购计划，只要这些兼并案中有几起获得成功，其总值就将远远超过2004年36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但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购买洛克菲勒中心的标志性行为不同，很多中国企业尚不具备势不可挡的工业实力，其国际化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被动的防御，本田和索尼全球扩张是基于确实出众的产品和生产方式。而中国却没有企业具备这些优势，这是中国企业试图重复历史的最大障碍。
“跨越式”发展一度风靡东亚，尽管目前弊端丛生，但必须承认，无论是日本的“产业集群制”还是韩国的“大企业模式”，在其尝试国际化之时都表现出内部的规范性和外部的一致性，我们一度希望类似上市或者国际化之类的道路能够切实改善中国企业的制度意识，并重塑以信用为代表的企业文化。但我们却必须正视，利益导向的价格绞杀仍然是中国企业竞争的核心，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它更为国际化，在许多领域频繁遭遇反倾销即有这些因素作祟。
过去20年，中国展现出创造财富的惊人能力，也因为草率投资造成资本严重浪费，表现出经济学家所说的“挥霍财富的异常倾向”。现在，构成这些现象的内部性因素并未消除。当中国企业主动或者被动地大胆向海外扩张时，假如它们重蹈覆辙，将不会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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