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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之罡 发自华盛顿
2003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这篇题为《印度赶超中国?》的文章中，两位来自美国顶尖商学院的学者提出，中印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但是，印度展示出来强劲的经济活力，同中国相比毫不逊色。他们预言，印度在未来可能超越中国。
这无疑是个极富争议性的观点。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令世人叹为观止，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而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印度，则总是令人联想到动荡的政局、落后的交通和缓慢的增长。南亚次大陆的这片广袤土地，似乎总是笼罩在另一个巨人的阴影之中。学术界和中印两国带着狐疑展开争论：谁将胜出这场龙象之争？
不过，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则说，这并非他们的原意。作者之一、哈佛商学院教授韩泰云(TarunKhanna)对本报记者表示，这种竞争被过分渲染了，“经济发展的全部目的只在消除贫困”。
另一位作者、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黄亚生则说，不管印度是不是能超越中国，其实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是不是比中国模式更有借鉴意义？中国应不应该向印度学习？他说，“我坚信，印度模式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印度的“软件”和中国的“硬件”
黄亚生和韩泰云曾经是哈佛商学院的同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多年，两人又分别来自中国和印度，都对各自国家作过深入的研究。因为这种特殊的背景，他们在对中印进行比较研究时独具优势。目前，两人正在继续合作，准备将前述文章扩充成专著。
两位学者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由海外华人引领的境外直接投资热潮。但是，海外充沛的资金不断流入，中国在金融市场、公司管治以及司法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反而被推迟，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与此相反，印度由于不能吸引到足够的外资，转而为本土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建立起了比中国有效透明的资本市场和司法制度，造就了一批可以与欧美争雄的本土企业。
比较两国的发展模式，两位学者认为，印度的模式更加明智，而论据之一是中国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发展状况。他们认为，苏、浙两省在改革开发之初处于类似发展水平，江苏主要依靠外商直接投资，而浙江则培育了不少本地民营企业。20年过后，当初相对落后的浙江，现在经济活力已经超越了江苏。
黄亚生对记者进一步解释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公路、机场、港口等硬件基础设施，也有国家法律、监管和金融体系等软件基础设施。拿硬件衡量的话，中国处于明显优势。但是，印度模式更强调软件，在一些关键层面上更有优势，如产权保护、民营企业融资及公司管理等。“软件基础设施会产生长期发展的动力，这些软件上的优势造就了印度取得的进步。”
韩泰云指出，印度企业并不只是在高科技业上有卓越的竞争力，在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很多领域也都有出色表现。黄亚生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印度在制药、汽车零部件等领域都建立起了一些世界级的企业。而且，随着纺织品配额取消，印度的服装业和纺织业也会非常有竞争力。
黄亚生还认为，正因为两种不同的发展取向，国际社会对中印也留下了不同的印象。他说，投资建设硬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立竿见影，而软件的作用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谁都可以看出北京在1994年到2004年间硬件上发生的变化。但是，要你说出这10年间北京的金融体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不容易。”
因此，印度在软件上不断取得实质进步的同时，没能改善其硬件，它的实力容易被低估。而中国则恰恰相反。“这并不是说，对硬件进行投资就不重要，它很重要。但是如果中国不改进软件，它将不得不依赖大规模提高投资率和国外直接投资，这样的发展是会遇到‘天花板’的。”黄亚生强调。高效率的法律和金融体系
刚刚从北京授课回来的韩泰云说，他了解中国的课堂和互联网上对这篇文章有热烈讨论。他说，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在印度引起了讨论，但是在中国则是近些时候才开始受到关注。不过，中国的同行很迫切地想讨论这个问题，但在印度，大家对此相对就不是那么认真严肃地对待。他笑道，“一如往常，印度的效率总是比中国差一些。”
一些批评者认为，黄亚生和韩泰云谈中国的缺点比较多，对印度的很多问题却忽略不谈。韩泰云解释说，中国模式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已经有很多文章论述这种模式的优点，因此他们的文章谈中国的问题相对多一些。
韩泰云说，印度模式当然有很多缺陷，最明显的就是印度在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方面一直存在困难。尽管过去两年中有所提高，但仍然远不如中国。要克服未来发展的这个重大障碍，印度就必须简化政府审批手续，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对中国而言，则必须进一步加强法治。韩泰云说，中国近年来在立法方面步子很大，但是，要建立起能够公平执法的必要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黄亚生也表示，“我完全认识到了印度的缺陷，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印度的缺陷，我才会对它取得的成就更加印象深刻。”他说，印度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而经济研究已经显示，热带环境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热带国家鲜有成功完成工业化进程。
另外，印度的民族构成异常复杂，屡有民族和宗派暴乱。即便它在英语使用上的优势也被放大了，“印度是一个没有全国通用语言的国家，实际上也只有30%的印度人能讲英语。”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会阻碍经济发展，经济长期停滞或负增长的这种“非洲悲剧”，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非洲的民族复杂性。此外，印度基础设施差，文盲率高，种姓制度落后等，也都广为人知。
黄亚生说，正因为这样，印度的法律和金融体系必须有足够的效率，才能克服印度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巨大的天然和外在的障碍。“而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法律和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却抵消了一部分我们在地理、文化和民族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优势。”
黄亚生认为，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印度的经济增长相当令人钦佩”。他说，印度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持续的基础上，没有大的波动，并且只消耗了少量的投资资源，而中国正是以大量消耗这些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印度面临很大的预算赤字，但它没有中国那样经济过热的问题，它的银行不良贷款率也比中国低得多。而且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的受益者是城市居民，中国的城乡差别比印度大得多，这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黄亚生强调，印度并非在所有软件方面都领先中国，但是，必须要承认，“印度占优势的领域，如产权保护、民营企业融资等，都是促进经济增长最核心的领域”。中印贸易盟友关系
黄亚生很喜欢援引联想集团作为例子。他说，联想创办时，由于当时的政策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电脑行业，因此联想需要绕道香港地区才能返回创业。在资金方面，中国银行业的贷款额是印度的两倍，但是民营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却不多。
同时，在产权方面，民营企业得到的保护也不如外资企业。“外资投资者也都是私营企业，只不过它们是外国的私营企业罢了。”在黄亚生看来，这些落后于印度的重要领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
对于中印谁能胜出的提问，两位学者都没有直接作答。不过，黄亚生对中国经济显然颇具信心。他说，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到现在还没有展现出全部的潜力，因此西方所谓“中国崛起”的说法并不准确，“我们只是在恢复我们应有的地位。”他暗示说，“如果中国加大改革力度，改善民营产权保护和银行改革，中国将兼具软、硬件优势。到了那一天，印度将难以超越中国。”
而韩泰云则提到，由于中印两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加上日渐增长的雄心，很可能孕育出一些世界级的企业。但是，“由于有更坚实的法治，印度的公司更强大，也更值得投资。”
但是，正如两位学者所强调的，对中印发展模式的比较，焦点不应该放在谁能胜出上。两个同样古老的文明，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曾经扮演第三世界领头羊的亲密盟友，也曾经兵戈相向。在同时面对由发达国家推动的全球化浪潮中，双方的关系将不只是简单的竞争或合作。
韩泰云说，发展中国家正在发展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印等发展中大国之间的贸易盟友关系正在形成。他说，“现在中印都在试图学习对方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过去两三年内，这种变化开始出现。而在此之前，彼此忽视，并且互存敌意。北京和新德里的关系正在密切。”
韩泰云相信，中印之间的贸易将使彼此互惠，双方贸易近年来的持续增长，也是多年来罕见的迹象。他说，在北京和上海可以看到很多印度人，“比以前多得多”，而在新德里和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的中国人，也比他生活在印度时要多得多，“这些都是双方相互理解及和平相处的绝好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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