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机遇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4月02日 10:59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王梓主持

　　2003年底，“和平崛起”被明确为我国发展战略，并被视为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论调的有力回应。

　　在近现代世界史上，美英之间和美苏之间已经实现了权力的转移，前者发生在两个西

方民主国家之间，后者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而战争并没有发生。

　　以新保守主义为主导的布什政府，大力推行“单极稳定论”为理论指导的单边主义外交，推行“布什教义”，国防部副部长沃福维兹(Paul Wolfowitz)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一职又将为这种对外政策加上相当分量的经济砝码。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而言，这些都是要面对的现实。

　　“和平崛起”的未来，既取决于理论基础的突破，也取决于我国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把握。近日，本报特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教授贝特宁(Daniel Bell)、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孙哲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42期，就“和平崛起”战略的未来和挑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和平崛起的国际背景

　　《21世纪》：对目前的国际秩序以及其中贯穿的原则，诸位如何判断？

　　孙哲：在目前国际社会大的势力分布中，美国是超强，它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但是却创造出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大约是1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在2003年是4800亿美元，大概是世界上192个国家的总和；在文化领域，美国的文化产业的产值也达到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的GDP。

　　看看其他地区，我们也能发现，走向联合的欧洲和日本是次强，如欧洲在2004年5月后，欧盟接纳了10个新成员，成为拥有25个成员国、4.5亿人口、10万亿美元GDP的庞大联合体；日本目前的GDP也有大约4.9万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局势，凸现了中国的硬实力还不够强大。尽管我们自己很有信心，但对于制约崛起的内外条件和崛起可能导致的内外后果，都不能掉以轻心。

　　李强：宽泛地讲，近代以来世界秩序是一种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秩序。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价值多元主义，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政治不解决价值问题，只解决秩序问题。这套自由主义理念体现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这个条约的核心内涵是，不同的主权国家都有寻求不同生活方式的权利，国际法的目标是保证不同国家间的和平与秩序，对于主权国家内部生活方式，包括政治统治方式，国际法实在是非常无力的。

　　冷战结束后，尤其到美国打伊拉克时，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已非常清楚：近代以来的世界秩序受到根本挑战，已经难以维持。引起世界格局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新保守主义开始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的目标不再是近代以来那种维持秩序与和平，而是在全世界实现新帝国的政策。美国要成为新罗马、新耶路撒冷。现在看来，美国正在向这一目标前进。

　　现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最喜欢谈论的一件事就是美国主导的单极化世界。不少新保守主义者津津乐道地强调，美国拥有的权力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其一，她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军事开支超过美国之后10个国家军事开支的总和，可以同时打三场战争。其二，在整个科技创新、经济能力方面，世界上其他国家只能望其项背。第三，就是软实力，在美国看来，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理念具有超乎任何一个特殊文化价值的更高价值。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历史上任何帝国都做不到这三个方面的结合；罗马帝国在经济方面、软实力方面做不到，大英帝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都做不到；因此，美国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主导世界，重整改造世界秩序。

　　从布什第二届总统任期以来，美国实现其新帝国战略的势头加快。短短几个月，美国通过举行选举大致控制了伊拉克的局势；利用阿拉法特去世和新领导上台使巴勒斯坦局势有所控制；借助黎巴嫩前总理暗杀事件重挫叙利亚；通过插手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选举实现对这些地区的影响。

　　在美国推行其新帝国政策时，软实力和硬实力互相结合。

　　贝特宁：把美国的实力分为三个来源：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软实力我是非常赞同的。但是，美国的这三种实力之间是有冲突的。例如，当美国运用其军事实力入侵伊拉克的时候，这种行为使美国在世界的其他国家中失去公信力和权威，这是对其软实力的一种损伤；其次，发动伊拉克战争是非常昂贵的，因此这又是对经济实力的破坏；最后，就是仅仅考虑军事实力本身，我也不认为美国现在有能力同时在世界上三个不同的地点发动战争。伊拉克战争就已经削弱了美国在其他地方进行战争的能力。这也正是美国现在为什么更可能运用一些非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原因。

　　《21世纪》：我国崛起本身必然受到其他国家的警惕，因此“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也就不断翻新。那么，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李强：国际上，对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有诸多疑虑。一方面，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会对中国的崛起心怀戒心。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其军事与科技实力远远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希望维持这种格局，而且希望其更进一步发展，追求美国对全球事务更大的主导，实现新的帝国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希望阻止任何国家发展出制衡美国的军事能力。中国显然具有制衡美国的潜力——尽管仅仅是潜力，美国不少政治人物于是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由传统帝国秩序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特殊个案，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西方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一些相关问题上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另外一些国家也会对中国的崛起有某种疑虑。

　　孙哲：中国经济正迅速发展，实力上升，所谓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不断出现。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造成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技术、低工资”的经济，这种经济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技术、高工资”经济相竞争，最终会在经济上打败美国和西方。

　　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也让某些国家“疑心重重”，他们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对世界构成的威胁。

　　王绍光：据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守派的理论大师沃福维兹Paul Wolfowitz　一生有四个“教条”：一、知识分子必须有追求真理、真相的决心；二、主张美国必须时刻都要预期意外事件发生；三、主张美国应用军事强势，怀疑外交动作的必要；四、主张美国时刻都应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提出“先发制人”的主张)。除了第一条，其它三条都与做最坏打算有关。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美国战略思维的核心。但是纵观中国的历史，中国几乎从未使用武力进行海外扩张。

　　而欧洲国家跟美国不同，它们对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并不完全赞同。事实上，欧洲国家在理想主义层面上更强一些，他们讲民主、自由时也更真诚一点，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在这方面，跟中国有更多共同语言。

　　崔之元：中国的发展难免会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因此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的分析当中有关非对称的军事战略对于“和平崛起”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即能够从逻辑上保证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实现保证和平的状态。

　　中美存在共同利益

　　《21世纪》：诸位如何判断中美关系中的双方国家利益？和平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双方的冲突？

　　王绍光：美国已经把全球范围内的利益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其战略链条甚至已经推进到中国近海领域，它的核心就是要维护自己在全球的霸权。

　　而中国最核心的利益在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这是不可让步的，也是不应该让步的。但在其他利益方面，中国现在表现出来的政策是很有灵活性的，只要不是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都可以有所讨论。

　　除了主权之外，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碰到的经济、能源等问题也肯定会引发中美之间的利益之争。

　　对中国而言，如何面对这种能源冲突？寻找能源开发的新伙伴，使其多元化是一方面；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是另一方面。与此同时，我认为还要调整自身的发展思路，调整内部政策。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美式生产和消费模式是绝对不能效仿的，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改变发展模式，清醒并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减少能耗，从而减少对外来能源的依赖。

　　另外，现在看来，中国的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过大，这反映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中央已经认识到通过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性，包括对外资的利用等问题，也开始进行思考，这是好的。中国就是应该非常谨慎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不能盲目接轨，这样不但能避免与他国的冲突，而且对本国的长远发展更有利。

　　李强：总的来讲，中美关系还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关系。中美两国尽管有这么多的利益分歧，但是双方并不一定要兵戎相见。我认为，对美国的强势，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以柔克刚。

　　美国一定会对中国进行遏制，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无法一厢情愿地改变。我们恐怕在今后几十年面对受美国遏制的局面。但从历史来看，遏制政策对军事的扩张是有效的，但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只有边际性制约作用。其原因在于，军事扩张是零和博弈，利益冲突明显，你之失便是我之得。美国动员国内力量以及拉拢盟国实行遏制。但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却可以是双赢博弈。比如美国都不愿意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因为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对美国也有很大的损害。这样，美国就很难动员自己国内的力量与盟国实行经济方面的遏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战略，即在“硬”的方面，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与统一；在软的方面，即经济与文化方面，追求发展，追求广泛而全面的世界参与。

　　孙哲：在对外策略上，中国最好的策略就是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言语简洁，但勾划出进退有据的纲要。在中美关系发展方面，我们还要“内举实力，外修形象”。而在我们与美国有着重大立场分歧的问题上，我们要坚持“上策伐心，中策伐交，下策伐城”的理念。

　　王绍光：从总体上看，中国当前的外交成效是很不错的。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东南亚各国对我们的顾虑，这对我们的发展是有利的。在发展和非洲以及美洲各国的关系方面，我们也取得较大的进展，而且跟欧洲各国在共同争取实现世界多极化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都为我们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然今后还应该继续这么做。

　　文明国家之崛起

　　《21世纪》：在妥当处理国际关系的同时，我国实现和平崛起所要求的对内战略如何？

　　李强：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必须从政治的角度、从国家安全和权力的角度考虑问题，在政策优先性的排序上，统筹协调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将国家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体现在具体政策上，这至少意味着，在资源配置上，将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安全保障能力置于首要地位。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首先依赖于综合国力。一个在安全上存在巨大隐患的国家无法期望可持续发展，也无法期望实现社会公正、追求以人为本的理想。

　　孙哲：对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三者的序列选择，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临界点，现在的情况决定了我们应该把社会公正放在经济发展考虑之前。我们经济运行的轨迹已经很清楚了，对将来怎么做，也十分自信。但是对如何进行道德重建，我们却还相当陌生。我们的社会是否公正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整个国家的信心。

　　《21世纪》：在古今中西的碰撞、遭遇中，中国传统文化能和西方的现代国家理念实现整合吗？

　　李强：中国的发展战略包含了民族主义理念，包含了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主张，同时，它也具有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因素，这就是“和平”方式的选择。所谓文明崛起就是商业立国，文化为本，二者要统一于安全。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民族主义是一种扩大的自我，是大我。它用民族认同作为动员大众的手段，追求民族国家的利益，将民族的利益、价值观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用以衡量一切政策。

　　许多人在评论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与革命时往往强调民族主义的巨大动员力量，将中国革命化约为民族主义革命。这是对中国文化以及近代以来实践的重大误解。中国作为具有大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主义一直不是中国政治的关键动力。即使在近代民族危机深重的时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主张中，除了民族与国家利益之外，都有对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理想的追求。

　　今天，中国在追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一定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不能作为立国之本。民族主义尽管有助于社会动员、凝聚内部的力量、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但民族主义的理想与标准毕竟只是一种“大我”，它将大我的价值与目标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与目标。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以民族主义作为诉求的基础与政策的目标，她就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认可。

　　真正的大国一定要有超越大我的理念与原则，能有为其他国家认可、尊敬的目标与行为准则。中国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传统儒家思想包含“王道”理想、“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及“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行为准则。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在追求世界和平与正义目标时也提出许多令人尊重的原则。所有这些都可以加以提炼，凝聚在“和平”的大口号下。这样，中国的发展进步才会被中国以外的人们视为一种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力量。

　　孙哲：文明国家的大发展，离不开自己国民素质的大幅度提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是一种渐进型的而非火山爆发型的进化。

　　王绍光：对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对于一些陈腐的思想，如三从四德等当然是要剔除，但其中“八德”概念(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则应该继承，可以作为现代中国发展的思想源泉之一。

　　我觉得中国文化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很强，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汉文化一直在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中交往，并最后将之变为自己的一部分。中国文化并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这不是它的特点。反倒是西方一直有一种“传教士”心态，希望让别的文明也接受它那个上帝。我认为，中国要实现大发展，既要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宣传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要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

　　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单极稳定”

　　《21世纪》：新保守主义势力在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居主导地位，这对中美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孙哲：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大力推行其以“单极稳定论”为理论指导的单边主义外交。所谓的“单极稳定论”有三个重要的判断：其一，目前国际体系中美国的支配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全能选手”，美国目前的实力地位与世界第二强国甚至所有主要国家实力的总和的差距，是其建国两百多年来最大的。那种强调美国昙花一现、只能享受“单极瞬间”的论点不能成立。

　　其二，正因为如此，美国人认为自己拥有的超级实力才是维护国际和平的真正的“稳定因素”。原因之一是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单极世界可以避免两极世界中为争夺世界领导地位而发生无休止的争夺。任何其他国家都无力与美国进行激烈的短期对抗和长期较量，与此同时，美国的绝对优势也会使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竞争减至最低限度，二流国家的利益在于与美国联盟而不是对抗。

　　其三，美国人判断目前的单极体制不仅可取，更会持久，如果美国不出错牌的话，目前的单极世界至少会和过去的两极世界一样持久。

　　从本质上说，“单极稳定论”反映了美国人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这种单向思考其实是历史上“赋使命观”的现代演变。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美国人的使命感称为“替天行道”主义，而其中的“道”，就包括美国人信奉的基督教教义的传播，英美式议会民主制度的移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观念的灌输。

　　崔之元：2002年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了被西方舆论界称为布什原则的三大要素。

　　第一，美国战略不再主要是“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而是要保持“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　的权利，“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主动出击打败“敌人”；

　　第二，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斯兰国家；

　　第三，美国“试图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时代的军备竞赛不再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它和平事业”。

　　伊拉克战争就正是“布什原则”的第一次应用。“布什原则”问世后，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它是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其意义与1947年乔治·坎南提出的冷战时代的“遏制”战略相当。

　　布什的政策班子里，有不少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饱学之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现任国防部副部长沃福维兹(Paul Wolfowitz)。西方媒体甚至常常将“布什原则”称为“沃福维兹-布什原则”，因为沃福维兹早在1992年的“防务计划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e)中就已经提出了今日“布什原则”的基本思想。沃福维兹认为，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使这种优势永久化，“使潜在的竞争者想都别想发挥更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运用军事力量来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但这份正在高层传阅的“防务计划指南”被泄漏给纽约时报，遭到美国的欧洲盟国和公共舆论的强烈反对，于是老布什总统决定不予采纳。直到9·１1事件后，小布什才逐渐接受了沃福维兹的思想。

　　王绍光：的确，美国的保守主义对美国内外政策近年来的影响日益增大，但是对于美国的保守主义，我们还是应该一分为二地看。首先，对中美关系而言，它也有有利的一面，保守主义者比较相信现实主义，看重实际利益，也奉行实力至上。这样，在制订政策时，它更多从实际利益出发做出判断，而较少从抽象的理念出发。这对发展中美关系是有利的，因为它使得中美之间会更容易在一些有利于双方的具体问题上找到共同点，达成共识。特别是在当前，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分布过于分散，而它在全球反恐战争、朝核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方面又都需要中国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会重视与中国的合作。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保守主义者仍然要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而且美国保守主义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不浓厚，却也不容忽略。它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且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择手段地推销其美式“民主”和“自由”。

　　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中，我们要清楚地明白，美国对现实利益的诉求，对维护其霸权主义的诉求，以及利用民主口号为工具，充当意识形态传教士的诉求这三者是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的；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相反，每个时期，都会既有斗争也有合作。

　　崔之元：在我看来，新保守主义有三点新意。第一，新保守主义致力于将美国从“非正式帝国”转变到“正式帝国”。这既不同于共和党的传统的国际战略(狭义的现实主义，相对注重维持现状稳定)，也不同于民主党的传统的国际战略(自由主义，相对注重通过国际制度来发挥“领导权”)；新保守主义的第二点新意在于它和美国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Southern Protestant Fundamentalism　建立了政治同盟；新保守主义的第三点新意在于它的哲学基础不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而布什原则的另一要素——美国价值观普适全球——与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有着联系。

　　贝特宁：保守主义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跟金钱与实力有关，它同时也受到宗教理念的驱动。保守主义者有一套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推广到全球的价值观念。我不赞同保守主义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了解他们的观念，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回应他们的观点。

　　当然，并不仅仅是保守派有自己的价值观；自由派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不把和平放在首位，他们希望推广民主，并愿意为理念诉诸武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包括《纽约时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非常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他认为这能够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并且逐渐扩散到整个中东地区。

　　王绍光：在我看来，其实西方国家之间的宗教观念和发展也不尽相同，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中由宗教引发的冲突和困惑比世界其它地方只多不少，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只不过现在西方国家大都是经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在看它们的宗教时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链接·

　　李强解读“和平崛起”

　　复兴与崛起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斗的重要目标。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启动的改革与开放，其直接目标就是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种发展目标如果是由一个小国提出并实现，往往只对本国的政治与经济具有意义。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与国土规模巨大，由于中国是为数不多具有独特原生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必然具有全局性影响，甚至可能改变现存的国际权力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崛起”总是和大国相联系的。

　　对我国提出的和平崛起的口号，我这样理解：首先，这一口号标志着我国在发展目标上采取了更加现实的原则，标志着国家的目标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全面提高国力。

　　第二，这一口号也宣示了中国实现崛起目标的方式与行为原则。在世界政治的传统中，实力政治一直是游戏的基本规则。大国之间实力的消长、某些大国的崛起与衰亡必然意味着原有国际秩序格局、利益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中国宣布“和平崛起”标志着中国摒弃旧的崛起模式，而以“和平”崛起作为基本奋斗目标。

　　我以为，这里的“和平”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的崛起不以改变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为目标。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发展基本秩序的维护者与受益者。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以追求领土的扩张或根本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格局为目标。第二，中国以和平作为基本国策处理国际问题，尤其是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不少外国评论者认为“和平崛起”不具有实质意涵。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中国追求和平崛起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第一，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和平主义传统的大国，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当内向型的文化；第二，中国具有广袤的领土与基本的资源条件，这与近代某些资源缺乏型国家的崛起有明显区别。

　　和平崛起的口号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而且必然要求国内发展战略的变化。

点击此处查询全部和平崛起新闻

【评论】【谈股论金】【推荐】【大中小】【打印】【下载点点通】【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