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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凌
到中部六省采访，不可能不关注农业。
先看这样一组数据：中部的农民占全国农民总数的70%，中部向全国提供了70%的农产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棉花占40%以上，油料占44%；中部有5个省用占世界1.4%
的土地养活了世界7%的人口。农业大省如此集中，在世界上也少有。
由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实行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政策，农业大省往往也是经济弱省。就中部而言，这一特殊政策的后遗症，比别的区域影响更深，持续更长。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及其他地区的工业快速发展了，但农业却下来了，中部担负了更重的粮食供给任务。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商品粮输出省有22个，到1993年剩下9个，其中5个在中部；“八五”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时期，这期间东部粮食面积减少60%，中部粮食增产占全国增长量的82%；“九五”期间，安徽、河南两省新增种粮面积占全国的20%。
“多年来，中部是背着全国的‘米袋子’在与东部、西部的工业化竞争。”安徽省社科院院长韦伟说。
2000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务院，说出了一句刺痛人心的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句话出在中部，绝非偶然。
2004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有人说，这一下中部的日子好过了。但头脑清醒的人应当看到，去年的大好局面主要得益于国家的惠农政策和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
去年，江西省农民平均每人增加收入500元。江西省农业厅分析，这500元里面：政策因素占100元，价格因素占200元。而且，农副产品的涨价使农民生产成本迅速提高，增收立马被削减了一大块。
目前中国的水稻单产虽然是全世界最高，但成本也是最高的。就近处看，中部土地开发早，复种指数高，地力损伤大。从远处看，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农业水利基础薄弱、农村科技推广艰难、农业生态环境严峻。这些约束大都是刚性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还很不稳固。“只有解决中部的‘三农’问题，中部才能崛起，中国的‘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这是已达成的“中部共识”。
解决“三农”问题，中部六省都在采取硬措施。从今年起，河南在全省免征农业税，这比国家提出的明年全国实现免征农业税提前了一年。作出这一决定，对于河南这样一个拥有7000万农业人口的大省来说，付出的代价要比别的省多得多。然而，仅有中部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
在江西省赣州市一户农家的大门上，贴着这样一副对联：“种田栽菜，读书看报”。这副鲜红的对联一直烫着我的心。这是多少敦厚的中国农民最单纯的心愿啊！
在采访中，我还认识了一位叫陈兴汉的农民，他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种粮大户，这位“热爱土地、热爱粮食”的农民，从1986年以来，无论粮价高低，都只做一件事：种粮。
正是有无数像陈兴汉这样的农民，才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正是仰仗无数农民的奉献，我们的社会才得以积累巨大的财富。
让我们感谢农民，让我们回报农村，让我们反哺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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