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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 欢
上海报道
3月25日下午，上海市徐汇区区长孙潮出现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他此行是为“领导学国际论坛”的一场讨论——“现代城市管理与城市领袖”做评论嘉宾，与会人员包括40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市长，市委书记。
他显然已经熟稔于他的角色——中国一个重要直辖市的一个中心城区的区长，发言时幽默风趣，从容不迫。台下坐的40名市长书记们可能不会想到，仅仅在两年前，他还没有任何政府工作的经验，再前溯五年，他还是一名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华东政法学院的法学教授。
走出华政的教授们
有此经历的孙潮在华东政法学院(下简称华政)并不孤单。就在一个月以前的2月24日，他昔日的同事郝铁川教授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市金山区区长。这是郝的第二次工作变动，此前，他是中共上海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历数之后我们发现，华政“走出去”的这份名单可以开得更长：曹建明教授，现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中共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丁伟教授，现上海市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顾伟民教授，现任电工集团专职纪委副书记；林燕萍教授，现任上海市人大法工委委员……
为公检法系统输送人才在法政院校并不罕见，这份名单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些法学家不仅任职于公检法领域，而是分别去像法院、政府、宣传、人大、企业等各类机关部门，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挂职”锻炼，也不是任虚职，都是正式调动工作关系，任实职。
1999年，孙潮第一个走进上海市人大法工委任专职委员，这在全国也是创举，一届任期满后，丁伟接过这柄接力棒，随后林艳萍也进入人大法工委。从华政到人大，这条路上法学家们前赴后继。“法学家走进政府在某些部门已经形成链条。”华东政法学院院长何勤华教授说。
最引人瞩目的当然还是两位区长。“执政基层政府不同于任职某专业部门，是对执政能力的全面考验。将有能力、有基础、有前途的干部放在基层政府，比放在委办机关更能得到锻炼。委办机关的工作一般程序化、文牍化，而基层政府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能培养领导者的战略思维和全面能力。”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郭定平说。
引潮流之先
“孙潮在人大的工作非常出色，他思维清晰，语言逻辑很突出。”上海市人大法工委的同事黄珏评价说。一个没有任何党政机关任职经历的法学家刚踏上从政道路就如此顺畅，显然和他的学术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孙潮专攻宪法、行政法，主要研究方向是立法，曾任华政立法研究所所长，著有《立法技术学》等专著，对立法技术和立法程序的精通使他在人大有着特殊的优势。
黄珏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2002年一次普通的常委会会议上，市政府提交的《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修正案(草案)》即将表决通过，孙潮突然举手发言并语惊四座：“我认为这个条例应该废止。”
理由是，该条例在1990年制定时是制度创新的产物，但当年的特例现在已变成普遍现象，除被修改的条文以外，其他条文也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在他的倡议下，共有19名委员联名提出了废止该条例的动议。后来这个修正案草案没有表决。这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次使用动议权改变地方立法程序。
五年专职委员任职期间，孙潮在人大获得好评，2003年届满后，他被提名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这似乎没有脱离常规干部任职的巢穴，但让人意外的是，市人大常委会没有通过这个任职。
之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徐汇区代区长并立马上任。当时正值SARS肆虐，而上海市所有的SARS病例，全部都在徐汇区。
孙潮所肩负的期待，显然不止控制SARS这一点，不管对他还是对上海，这都是一次崭新的尝试——一名法学家将第一次具体而微地主政一方。
他在徐汇区的施政方略也同样烙上了浓厚的法学家印记。他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做了很多事情，1美元官员，搞留学园，电子政府等等，但他自己最看重的，还是‘工作流程再造’。”
他进一步解释说：“孙潮因为学术背景的关系特别看重程序。根据新的政府工作流程，政府的工作就像一条流水线，一旦启动，就开始高效运转，每步流程都有两个重要原则：时限和告知。24小时内告知，5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这也是《行政许可法》基本精神的体现。”
“书生意气”的从政者
在采访中，不少受访者都提到一个词：“书生意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书生意气确实存在，并且影响着他们的从政道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徐汇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孙潮刚来的时候，整天挂在嘴边的都是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公共政府、科学执政什么的，有一些理念和我们区的实际情况相差太远。”
还有不少人认为：“说的都很好，可是真做起来，一时很难达到。”记者的采访要求被他的秘书挡了驾：“去年媒体对他都很关注，现在区里希望他能低调一点。现在可能不是最合适的采访时机，我们希望现在做的试点工作出一些成绩以后再接受采访。”
疲惫，则可能是孙潮最大的感受。“他现在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是连轴转。只有星期天是他自己的，这一天他几乎什么人都不见，什么电话都不接。”
所有的受访者都非常谨慎，不愿意评价孙潮的政绩，但是，大部分受访者都赞同的是，从同出华政的另一位法学家郝铁川被任命为金山区区长来看，法学家执政基层政府的尝试效果还不错。
郝铁川在华政任教的时候，就以敢说会说，观念超前解放而闻名，当年提出改革中的“良性违宪”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一场大讨论。自学界步入政界后，他的关注视角和文风都有了变化。
他在《检察日报》上有一个专栏，2000年以后，仍然在上面发文章，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他的文章与先前有明显的区别，和法律相关的内容少了，研究执政规律和执政能力的文章多了，比如《执政规律的共性和个性》、《权利冲突是个伪问题》、《寻求权利与权力的合作互助》等。
一些学术界的旧友对此有些微词。郝铁川却颇为坦然，随着角色的变化，他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他已经不是一个批评者，而是一个接受批评者，他说，学术界对他的批评他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毕竟历史是合力运行的。
一位和他相交颇深的华政老师认为，“学校有学校的语言系统和生态，政界有政界的语言系统和生态，要想在政界把事情做成，就必须融入这种语系和生态。”他并不掩饰他对郝铁川的欣赏：“从法学家变成政府官员，他能用自己的知识形成决策，这是造福社会最直接的方式”。
郝铁川曾言：“做官是可遇不可求，做学问是永久，做人是根本。”而在最近一期《法学家茶座》杂志上，郝铁川为著名法学家杨兆龙诞辰百年写了一篇名叫《法律人生是什么》的文章，里面几段话道出了他的内心想法：
“法律是约束公权、保障权利的实践，哲学、文学、史学等均可寂寞而生，但法律的真谛非从公权实践中无法觅求。我们难以想象，也深表怀疑：一个连小组长都未做过的人，能够做一个合格的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一个没有任何立法和执法实践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学家。”
“试看古今中外之法学家，哪一个不是政坛上的‘运动员’？法律是行动，这就是法律人生。”
象牙塔里的回响
大量的法律人才走出华政，走向各类政府部门，特别是成为主政基层的新生执政力量，在华东政法学院何勤华院长看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硬币的另一面是一种隐约的担心，这是否会影响华政青年教师的学术心态，是否会打破象牙塔的纯净？
何勤华认为不会。“现在留校当老师的基本都是博士，留下的时候就确定以学术作为终生的奋斗目标，如果想从政，硕士博士毕业就到政府机关了。”但他也不否认留校以后还有新的一轮分岔，“作为学术以外的追求目标之一也无可非议，他可能想做教授，做博导，成为学术带头人，但是有从政的机会，也不拒绝。”
而华政一位青年教师的看法是：“能亲身参与社会生活，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不是很好吗？我觉得不仅不应该拒绝，还应该主动地有这个追求。”
丁伟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看法是法律虚无主义，最顶尖的人才纷纷投身工科，此后，这批人才逐渐成为党政领导部门的主流，被称为“工程师治国”。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第一要求，经济学者在党政部门的发言权得到提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社会已经由单一经济发展的重心向全面、平衡发展的多重心转移，对社会治理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法学家显然此方面有优势。
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就认为，工科学者——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后两者可统称为文科)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
在郝铁川教授就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候，华政的校园网上就掀起了一股讨论的热潮，虽然以他们的年龄和阅历，可能还无法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学生们正在以他们的方式，关注着法学家的从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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