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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铭 北京报道
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无疑进入了一个敏感时期。去年的第一季度正是投资和货币投放猛增的时期，中央开始出手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而今年各项同比指标都是与去年的高峰期进行“同比”，这当中有没有陷阱？2003年货币供应量大幅攀升，而2004年则被人们普遍认为偏紧，这一起一落是否回应了宏观调控中最令人担心的“大起大落”？
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就当前金融热点问题做了详细论述。
如何考量“时滞”效应
“货币投放与经济景气程度之间是有时滞的，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是否合适，不是马上在经济中反映出来。”这是周小川接受采访时传达的一个明确信号。中国货币政策需要增强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这已不仅是金融学界讨论的问题。
周小川回顾了货币紧缩的决策过程，此前他已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周小川说，2003年的货币供应量是偏高的，但造成这种状况有当时的特殊背景。新一届中央政府是2003年3月产生的，随后发生了伊拉克战争、非典疫情。在本应该适当收紧货币供应的时候，由于增加了这些不确定因素，需要冷静观察、防范负面冲击。抗击非典初见成效后，开始出台了一些调控措施，但力度不是太大，因为当时全社会都希望把非典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年的货币供应量是偏高的，并且到2004年还有滞后效应。
周小川认为，2004年，货币供应就收得稍紧了一些。如果把两年的货币供应量做一个指数化平均，人们会发现，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平均增长17%，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年平均增长16.3%，与此前5年15%左右的货币增长水平比较接近，还略微高一些。整个经济在某一时点上货币供应量是否合适，要有时滞的考虑，还可参考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
而当前CPI再度攀升，引发了人们对央行再次加息的猜测。对此，周小川明确表态，“利率政策并不是说一定要保证在任何时候存款利率都是正的实际利率，它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的CPI涨幅有明显的季节性；如果加息与刺激消费的目标矛盾；储蓄转化为投资应该更多通过银行以外的渠道。
周小川对今年的金融调控提出五条意见：提高对经济金融运行趋势判断的预见性；进一步完善间接调控机制，灵活运用有关货币政策工具及其组合，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合理增长；引导金融机构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价格手段在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密切监测对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平稳处理须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的各类事项，保持整体金融系统的稳定。
以“总量”之矛攻“结构”之盾？
货币政策是总量工具，但中国经济中存在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作为央行是如何来协调这种总量与结构性的矛盾的？对央行来说，诸多政策目标很难同时兼顾，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央行在3月16日宣布调整个人住房信贷政策：不再对房贷实行优惠利率；房价上涨过快城市，最低首付款比例可提高到30%。社会对此反响强烈，人们担心央行动用的这种总量政策最终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
“房地产价格上升偏快，如不加以调控是有风险的，对未来要购房、租房的广大居民也将有损害。同时，房价涉及多项政策，是难以用一种政策来单独调控的。”周小川说，“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政策，不可能将各方利益都平衡到最好的位置上，总是有得有失、有利有弊的。”
此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金融形势分析会上坦承，解决房地产过热不能靠央行一家，央行货币政策毕竟是总量政策。而就在同一天，财政部副部长肖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透露，中国将开征房地产税。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宏观调控需要多个部门政策的合力，一方面解决总量调控问题，另一方面解决结构问题，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政策效果。周小川对这种总量与结构矛盾提出了解决思路，“应该说中央银行对于工具结构性的调控历来是有争议的，中央银行针对结构性的调控可以想一些办法来调节，但是有的时候针对性不会太强，或者是会波及周围其他的行业，但是对于像房地产，像某些行业可以通过窗口指导或者是有关的调控工具进行适量的调控。”
特别强调“金融生态”
人们注意到，近来周小川特别强调“金融生态”，他已经在多个场合做演讲时论述了金融生态问题。
周小川说，改善金融生态好比是“化学变化”，不过不是金融机构内部的“化学变化”，而是内部和外部混合的“化学变化”。这一“化学变化”发生得不会非常快，是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来实现的。
如果把中行和建行的财务重组看作是“物理变化”，那么两家银行公司治理的变化可以认为是“化学变化”，但最近国有商业银行不断爆出的重大违法案件，使人们对两家银行的“化学变化”产生了质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中国的金融生态演化得为何如此缓慢？
周小川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因此改善金融生态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是要建立良好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在法律体系中，《破产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贷款人能否运用最后手段，使破产起诉成为制约借款人的最终底线；二是要加快企业客户包括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快信用数据的积累；四是要提高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等标准；五是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等等。
针对金融案件，周小川再次强调，这些案件的发生总体上不会影响两家银行上市的进程。而且，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也必然要继续向前推进。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已向国务院上报了工行财务重组的总体方案，将按照国务院的部署，择机全面启动工行的股份制改革。中国农业银行也在加强内控与风险管理，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和资产质量，为股份制改革创造内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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