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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一琨／文
各自的道路
“很显然，由西方开始的人类历史篇章，如果不走向自我毁灭，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印度式的终结，在人类历史上最为危急的时刻，印度道路是人类自我救赎的惟一方向。”1960
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那个时候，东西方文明正被意识形态所挟持，环境污染、导弹危机、社会分化和对现代性的厌倦使得印度的存在显得格外沉静。
“持续的渴望给我们带来巨大烦恼。克己之念最不受人生沉浮的干扰。它就好好存在于我们克制悲痛的努力中。这很简单，即使是在尘世的其乐融融中，也要发展一种超然的态度。”这样的言语出现在一家财经报纸的社论中！这种事情只会出现在印度。
在尼赫鲁执政的1947年到1964年，印度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政府用和平的方式合并了全国大大小小的560多个土邦，消除了封建王国的割据状况，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此外，政府还迫使政党放弃了武装斗争，采取了“通过投票箱取得政权”的方式。尼赫鲁在国内问题上使用调和主义手段的同时，在国际争端中采取了不结盟的战略，这被西方观察家们多少有些附会的认为源自印度的传统智慧。
到了1980年代，让东方人颇为不快的《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依然认为，印度教在这个国家的复兴“显然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
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印度则是由几个抽象的片段构成——它们是《流浪者之歌》中的丽达、每节车厢都站满人的火车、肮脏的恒河水、甘地和泰戈尔——宗教式的沉思默想、10亿人口、克什米尔的冲突。或者更早一些，是旧上海饭店门口的“红头阿三”。
当然更为深刻的记忆来自于1962年，当尼赫鲁在中印两国1700公里边界线的西段凭借“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取得独一无二的胜利”时，中国向这个“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进行了自卫反击。
这场历时一个月的战争几乎是两个国家在20世纪最后50年仅有的几次会面。至今，这两个国家之间依旧显得陌生：每周两国之间只有六班直航班机，而上海和曼谷之间每天都有六班班机，2003年一年只有21000名中国人访问过印度。
中印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和一场向世界开放的改革。至于印度，随着尼赫鲁的离去，谁也不能凭借崇高的威望和成熟的政治经验弥补党内的纷争。1967年的大选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国大党失去了国家权力，从此印度处在了“剧烈搅动翻腾”中。
1975年，由于恐惧反对党对国大党构成的挑战，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宣布在印度实行紧急状态，逮捕反对党领袖，限制公民权利，实行“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新闻检查制度。在实行紧急状态前后，祖籍印度的作家奈保尔再次回到这个他暧昧难明的国家。“印度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的危机在于一个受伤的古老文明最终承认了它的缺陷，却又没有前进的智识途径。”奈保尔说。
从英迪拉·甘地在1984年被她的锡克族卫兵刺杀开始，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组阁的多数席位，印度进入了或是少数派执政，或是多党联合执政的时期。在1989年12月至1999年4月的十年中，印度一共经历了8届中央政府，其中6届只执政了一年左右便倒台，最短的只执政了13天。
与印度相比，经历过更为严重的饥荒以及政治内乱的中国反倒更早醒来。中国的改革路径显现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从一开始人们更习惯于把中国和俄罗斯和其他东欧转型国家进行比照，这是一门“显学”——转轨经济学最为迷人和让人困惑的部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度道路”有了另一种含义：政府对市场活动实施超级管制，样样要许可证，事事要审批。“结果，挡不住管制官员大贪其污，社会腐败程度直追当年巴拿马，逢单你来，逢双我上，轮流坐庄，贿赂被制度化了。走市场经济之路，又要让行政官员过左审右批的瘾，这就是原汁原味的印度道路。”中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周其仁说。
“印度不可能和中国相比。”一位1980年代的改革派官员，中国证券市场的设计者之一对记者说。卫生条件恶劣，秩序混乱，儿童营养不良成了他对印度的主要印象。“那些营养不良的儿童，尽管身材矮小，但如同平装书籍，既保留了原著的所有内容，又去除了精装本的非本质性部分”。一位印度医生这样对《印度快报》说。
不同的崛起
从2004年开始，就如同1489年麦哲伦发现南亚大陆一样，学术机构和媒体们发现印度同样开始了堪称“惊人”的增长。2004年，中国经济取得了9.5%的增长，而印度在2003到2004会计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8.2%，GDP增速超过8%据说在印度历史上只有3次。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已经成了人们难以割舍的课题。
中国经济从80年代开始以闪电般的速度起飞，接着是印度，虽然它的经济转型几乎比中国晚了十年，但是最近，“很大程度上由于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西方转移到了印度”，人们也开始关注这个庞大的经济体。
中国也第一次拥有一个比较完美的标尺，用来衡量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绩效。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年增长速度为6.1%，相当于25年总体增长了337%。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但肯定不是绝无仅有：日本的人均GDP从1950年到1973年总体增长了490%。韩国从1962年到1990年，人均GDP的年增长速度是7.6%。把中国与这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相比较，也许并不公道，而如果与自身比较，金融系统和国有企业的相对低效表明了中国的惊人表现依旧低于它应有的潜力。因此，中国和印度——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新兴市场国家之间也许更有可比性。
其实两国软件业早就开始了带有强烈竞争意味的比较。从2001年朱镕基访问印度并向“印度象”开放中国市场以来，迄今进入中国的印度软件企业已经超过15家；2002年1月，中国科技部召开十几次“中国软件业如何在两年内赶超印度”的会议。然而中国人发现，印度在软件业的优势几乎是不可撼动的。与他们相比，中国的公司显得技术和管理水平低、规模小、缺乏杰出的企业领袖。在最具有指标意义的软件企业管理成熟度的评级中，印度有10多家企业通过了最高等级五级的评估，中国一家也没有。
但是，一些清醒的软件业人士认为，中国与印度软件业其实进行的是一场“虚拟的战争”。毋庸置疑，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法律制度的漏洞、教育机构的薄弱使得中国软件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仍然处于劣势。但与印度软件业相比，中国软件业的优势在于国家意志的强烈体现——政府为行业制定了发展政策，同时国内经济的发展使中国软件业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但是印度软件业主要是承接来自美国的外包业务，两国企业间很难有真正面对面的竞争。
虽然软件业不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全部，但这一比照多少可以看出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印度在企业制度和人才培养(前者和后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存有优势，中国的优势则主要在于资源集中配置的国家导向。
虽然对于软件业的比较大都莫衷一是，人们仍然愿意大胆和热情地投入对中印经济前景的预测。《金融时报》说，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比较已经成为了“显学”。
哈佛大学商学院印度裔教授Tarun Khanna和麻省理工大学华裔教授黄亚生发表于2003年夏季号《外交政策》季刊上的《印度是否能够超越中国》是这场比较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文章之一。文章说，虽然在宏观层面，印度还不能与中国相比，但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文章饶有兴致的把中国和印度比作中国的两个沿海省份江苏和浙江，“虽然20年前浙江要比江苏更穷，但是现在显然浙江更加繁荣。”
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半来自海外华人，来自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与之相比，印度政府对于海外印度人的兴趣明显不足。但假以时日，印度也能通过杰出的私人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我希望做一个投资部长。”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说。印度是如此渴望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领域获得国外投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采访时这样描述中印发展模式的不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制造业驱动，伴随着国内高储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印度的发展模式则缺少上述内容。印度国内的储蓄水平只有中国一半，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资只有中国的10%，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比中国落后大约10至15年。与中国不同，印度的优势在于它的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知识和英语语言环境。印度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而中国不到35%。制造业对中国的重要性就如同服务业对印度的重要性一样。
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则认为，倚重服务业的印度经验被过分高估了。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所说，“离开班加罗尔的高科技园区，你就又一下子走进了第三世界。”李稻葵说：“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怎么可能绕开制造业的发展阶段？”在他看来，中国的制造业现在正大有可为，而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上和中国相差太远。
看好印度发展战略所提供“巨大机会”的斯蒂芬·罗奇也认为，“在未来20年内印度赶上或超过中国的可能性不大。”他说：“印度缺少使它迅速赶上中国的国内储蓄、境外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条件。如果不发生意外冲击，中国对印度的领先地位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将持续下去。”
“虚拟的战争”
好了，到了总结和结束这场芜杂的比较的时候了。《经济学家》总结说，“迄今为止，在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等几乎所有标准上，中国都比印度做得好。”关于谁拥有未来，让人印象深刻的似乎只有一句大话——“两个亚洲大国的经济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地球上差不多每五个人中，有两个不是中国人就是印度人。
有关经济增长和衰落的分析和比较，人们几乎没有得到过真知。历史学家西蒙·沙马说，原因在于，人们习惯于将社会矛盾和不对称性刨平为经济模式和术语。中国和印度，这是媒体的作者们，所有善于将平淡无奇的智力水准通过出色的写作能力而放大的人们找到的，一个诱人的新话题。既耸人听闻，又模棱两可。
1990年和1995年，卢森堡欧洲与国际研究所推出一项对“国家生命力”的研究，一系列讨论会分别讨论了“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生命力”、“日本的生命力”、“英国的生命力”、“俄罗斯的生命力”、“中国移民对一些亚洲国家生命力的重要意义”和“教育在国家生命力中的重要性”。金德尔伯格随后写出的《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一书是国际经济学领域中最让人难忘的著作之一。他相信，贸易、工业和金融三个领域次第发展是一个后发国家起飞的必要路径，一系列内部原因都会导致国家的兴起和衰退。比如保罗·肯尼迪眼中的国家对外政策，曼库·奥尔森眼中“利益集团”的存在。但是，国家政策的调节又会扣动改变现实条件的扳机。
“一个国家将崛起于混乱之中，一度成为首要的世界经济大国。仍是美国？德国？整个欧盟？也许有一匹黑马，像澳大利亚或巴西或中国？谁知道？肯定不是我。”金德尔伯格说。
他说，社会科学习惯于将解释归结为最少或者最为简单的原因。但是某种战略，某种制度优势是不可能完全解释一个庞大经济的兴起和衰落的。
更糟糕的是，看到上海和北京的钢筋水泥丛林就感叹中国奇迹，见到班加罗尔的软件园就惊叹外包导致美国的就业机会外流。正是这样的视角，通过全球化的媒体，描画了中国和印度之间这场“虚拟的战争”。
他们没有看到的事实是，在浙江省南部的一个小县城里，一群年轻人为了完成苛刻的出口订单每天工作16小时。而在江苏，一位出生于乡间的企业家甚至购买了帝森克虏伯钢厂的全套炼钢设备。我不知道这样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如何能够说明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同样，班加罗尔的软件园区、孟买城里只有一个水龙头的贫民区、穿礼服的王公，它们是印度，又不完全是。
这场中国和印度之间经济起飞的比较，与其说是一场竞争，不如说是一场改变各自国家命运的伟大的冒险，这场冒险总是从改变窘迫的现状开始。
前世界银行官员威廉·伊斯特利在一本《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的书中讨论了20年来各种各样治标不治本的发展药方，发现诸如制度变迁，产业结构转移等等看上去言之有据的方案并不能带来新兴市场国家的持续增长。那究竟什么是本呢？
“把激励搞对。”经济学家钱颖一说。这是一个无需经济学家论证的真理，一场与每个人的利益乃至心灵相关的变革才会真正具有可持续性的生命力。
“任何乌托邦，一旦遭遇烤牛肉和苹果饼的暗礁，都会无情地消亡。”社会学家桑巴特说。从1980年代开始，这种朴素的思维决定着中国的国家战略，使之冲决了意识形态的铁笼。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之一，万里有一次问手下制定农村发展战略的年轻人，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那时候还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年轻人们纷纷引经据典回答万里的问题。万里却说，这些都是书本知识，我自己理解的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吃饱肚子、穿上裤子、住上房子，逐步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实惠。
中国早于印度开始了这场冒险。按照经济史学家安古斯·麦迪森的说法，从“千年视角”来看，直到两个世纪前，中国仍然比印度稍微富裕，从此以后，中国一直比印度贫穷，这是否是中国经济改革早于印度的重要原因呢？结果是，到了1990年代早期，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才超过了印度，目前已经高出印度70%。
事实上，开始于1991年的印度经济改革也发端于一场危机。那一年，印度的外汇储备只够支付三个星期的进口，大量的黄金储备被运送到伦敦，以此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如同1970年代末的中国一样，改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掌握有各种牌照审批权的官僚们。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减少产业审批、降低关税、消除进口限制、开放资本市场。
周其仁说，这场改革的总结局是崇牛为圣的古老印度重新长出鲜嫩的青草，为一大批Infosys技术公司模样的“偶蹄类”，提供了成长环境。
改革从不会一帆风顺，人们曾经相信，是混乱和脆弱的民主制度葬送了印度几届希望改革的政府。担任过外交部长的贾斯旺特·辛格在他的新书《保卫印度》中说：真正的原因是，从文明上讲，印度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但是“在国家和政治上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与中国相比，“印度始终就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下存在；而中国的存在则从未离开过国家。”
1929年，尼赫鲁说：“在我看来，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经济因素。如果我们强调这一点并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来，就会自动发现宗教的差别将不再重要，而一条共同的纽带则把不同的集团联合起来。”可是，此后的60年，这一点似乎从未在印度真正实现。党派和种姓制度交织着混乱。奈保尔说：“印度正在吞噬着自身。”
然而，2004年12月前总理拉奥逝世，印度举行了国葬和为期七天的官方悼念活动。尽管收受贿赂玷污了他的名声，但是人们依然记得1991年，是他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一年以后的1992年，邓小平开始了著名的南巡，终结了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
在2004年的印度全国大选中，来自贫困乡间的选民对于政府抱以不信任，这不是对改革的抱怨，而是对改革局面沉闷的不满。选举之后，1991年最著名的两位改革者，当时的财政部长辛格和商务部长齐丹巴拉姆回来了，分别担任总理和财政部长。齐丹巴拉姆说，印度只有继续推动始于1991年的经济改革措施，避免“毫无结果的政治辩论”，才有可能赶上中国。虽然议会的经济发展宣言提出了10%的经济年增长率和消除失业、饥饿、贫困和文盲的目标。但是与20年前的万里一样，齐丹巴拉姆相信给予生活在农村的70%的印度人更洁净的饮用水、更廉价的化肥、更好的医疗设备是改革者们获取信任最重要的工作。
2003年，印度前国防部长，反对党领袖乔治·费尔南德斯访问中国，他请求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列出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温家宝的答案是失业，地区发展差距和农民的相对贫困。
“我们(中国和印度)都在同一条船上。”费尔南德斯后来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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