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红
同许多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比起来,伊士曼-柯达公司中国区首席代表安凯彬(ChristopherAdams)不仅是一个“中国通”,而且俨然是一个老北京。
来中国19年,有10年时间工作和生活在北京,安凯彬说中国话,吃中餐,现在还要在北
京买房,对三里屯酒吧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酒吧。十几年里,中国社会的变迁、商业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他和中国人的共同经历,但是在一个外国人眼里,时代的反差更加强烈,前后的对比更加突出。
1987年暑假,安凯彬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他刚从美国加州大学毕业,正准备升入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利用假期的时间,他参加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留学团,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那时,比较政治和比较经济的安凯彬热衷于政治并把研究对象锁定在中国,因为他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几千年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跟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在直觉里意识到,这个国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安凯彬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刚来中国的那天是晚上到的北京,什么也没看清,但第二天早上还没醒来时,却听到了广播早操和二胡的声音。这给了他一种这座城市比较懒散的感觉,那种在美国常见的紧张、忙碌的早晨在这里没有找到。给安凯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所有人做什么事都不着急——在国营商场买东西,你希望售货员动作快点,可你急她不急；下午的光景,有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打瞌睡,显然是因为没事干打发时间。“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说,“现在可以感觉到中国人的压力特别大,做什么事情都在赶,赶飞机,赶上班,赶去开会,赶着见人,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比以前快多了。”
安凯彬发现自己的中国下属和十几年前也大不一样了。现在,外资企业对中方员工的要求已经不只局限在只会讲流利的英语的层面,比如,柯达公司经理层的中方员工就都是公关、市场等专业方面的一流人才。
10年前,安凯彬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当时,他的中方助理生活比较困难,为了出行方便,安凯彬送给他一辆自行车,但现在却变成了他向他的下属咨询在北京买房子的事。他感叹道：“他在北京已经买了几套房子,还有自己的汽车,我反而没有自己的车。你看10年的变化,我跟我的下属在工作之外的交流是如此不一样。”
来到北京后安凯彬发现,这里的政治气氛并非他想象的那样浓郁,同时,这座城市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商业氛围,没有酒吧,没有超市,没有健身房,甚至没有几家象样的餐厅。
在北京留学期间,他和同学常去学校附近的两家餐馆吃饭,他们把它叫做“第一干净餐厅”和“第二干净餐厅”,只因那时侯可以选择的餐厅不多,干净的更不多。
酒吧就更不用说,根本没有,而且只有在丽都饭店可以跳舞,但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那里只接待外国人。有一次,他带一位中国朋友去玩,可是酒店不准中国人进。于是他对保安说他的朋友是韩国人,结果保安笑容可掬地对他的那位朋友说：“我看一下您的护照。”另外,即使在1996的时候,他乘飞机去广州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女朋友也还得买更贵的票,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外国人买机票就比中国人贵。
这些歧视行为尽管早就成为历史了,但安凯彬仍然记得那时他这个外国人按规定只能住价格更贵的“外销房”,而且没有其他选择。他说,当时在外国人中间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要在中国久留,必备的物品还要包括女朋友,因为外国人跟中国人交往会受很多限制。
如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安凯彬有健身的习惯,在美国一直坚持室外运动,来到中国后中断了锻炼很不习惯,于是就转到健身房。“10年前,北京只有几家饭店开设了健身房,可现在可选择的余地大多了,健身房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行业。”他说。
十几年前,很多国外的产品和品牌在中国很难买到。安凯彬记得,当年他每次从美国回北京都要在行李里装上美国的洗发水、维生素,但现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除了交通不便,已经没有什么是外国有而中国买不到的东西了。
一些头脑灵活的中国人开始赚外国人的钱也让安凯彬印象深刻。他家楼下有家超市叫JennyLous's,据说是一个曾经在“老外”家服务过的保姆开的,因为熟悉老外的生活,所以经营的商品针对外国人的喜好,在外国人居住的社区里生意很好,现在已经发展成了连锁店。
1987年夏天,安凯彬曾骑着车横穿北京城,从北京语言学院到位于建国门的外交公寓拜访朋友。他一直记得朋友住的那栋楼的位置,因为楼的外边有个麦当劳的游乐园,而那时中国的第一家麦当劳餐厅还没有开业。
想想作为一个学生,住在破旧的学生宿舍里,也不知将来能找到什么工作,那时他对朋友能在北京有一个全职工作,而且住这么好的公寓很是羡慕。但没想到10年以后,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他住进了同一栋楼,但当年心动的感觉已荡然无存。“回头再看,觉得这栋楼真老。”他说。上世纪80年代的外交公寓是北京的一道风景线,然而随着90年代中后期商品房的兴起,跟周围CBD新兴的房地产项目比起来,它就显得逊色多了。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来中国寻求发展机会的第一批外国人,安凯彬自称“我们那一代外国人”。他觉得现在到中国发展的这一代外国人跟他的那个时代大不一样了,并且把“这一代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看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潜力很大的人,他们学习中文,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留在中国工作；另一类人是工程师、会计师之类,是随着中外商贸往来的增加而被外国公司派驻到中国工作的。
“在我们那一代这两种情况很少,”安凯彬说,“我的中国梦是以自己的所学帮助这个国家发展,而不是来赚钱,所以那时我穿短裤、T恤,骑自行车,在学校食堂吃大锅饭,喝最便宜的啤酒,根本没想到未来有一天可以在中国工作。”
直到留学团学习结束准备回国的时候,安凯彬突然发现团里的一个同学在北京找到了工作。那天,那位同学不知从哪弄了身西服,一辆黑色的蓝鸟车来接他到IBM公司去上班。虽然现在看来这种事很平常,但安凯彬当时觉得自己跟大家特别不一样。“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说道。
以自己在中国生活十几年的体会,安凯彬居然总结出了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的三度转变：
——上世纪80年代末,他刚来中国,曾到各地去旅游。那时中国人见到外国人最普遍的反应是好奇,是一种天真的心态,并发现外国和外国人并不像以前宣传的那种洪水猛兽,反而使一些人过于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上升,存在着对国外的偏激看法。
——“现在令我感到鼓舞的一种趋势是,中国人对待外面世界的心态更成熟了,一种真正国际化的态度开始形成。”他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