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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利祥
义乌报道
“不整顿不行了，出事的村官一个接一个。”近日，义乌市检察院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义乌市正在酝酿一场整顿全市村官的行动。
在以往的村民自治中，义乌最早在国内实施了“富人治村”的模式，而现在，这种模式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现在我市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村官竞选工作，要从严要求，严格把关，让新当选的村级两委班子能够真正为村民们服务，实现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义乌市政府一位官员透露，对于村民们来说，村级两委行使的是最基层而又和村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公权力。
整肃“村官”
“最近几年，我们收到了不少匿名或实名举报，都是有关各地村官不守‘规矩’的。”义乌市检察院人士表示，“查处村官几乎成了检察院的主要工作之一。”
对此，本报记者从义乌市政府信访办公室再次得到了证实。“不少农民来这里反映村官的种种不良行为。”该信访办一位工作人员说。
此前，义乌市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处了大批“村官”腐败和违法违纪案件。2003年，义乌警方受理村官犯罪达30起左右。“2004年村官犯罪势头仍在上升。”义乌市检察院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义乌市公安局一位负责宣传的人士透露，“村官”的主要违法犯罪手段是：一是利用主管土地征用、租赁、转让等职权贪污受贿；二是收款不入帐或转移截留、变相侵吞；三是利用掌管财物的职权挪用公款牟利；四是凭借基建发包权收受贿赂。而且，这些“出事”的村官，不乏富人出身。
而据透露，这次重点整顿的对象将是以往备受诟病的地方富人在选举村官上的“贿选”现象。
“在‘大选’之前，很多想当村官的富人都会到各家各户‘表示表示’，或掏出‘重金’做一些其它的事情取得村民的信任。”义乌市城西镇一位工作人员说。
该人士透露，在2003年，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主任杨保伟就是通过这个途径竞选上这个职务的。两年前，杨力制笔厂厂长、38岁的杨保伟在竞选村委会主任一职时，曾敲锣打鼓地在村里贴出10多张承诺书，言明如当选则做3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当年的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3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村老年协会；努力为群众服务。
“10万元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大家在投票时，大多选择了杨保伟。”城西镇工作人员说。
无独有偶。40出头的义乌市廿三里镇华溪村委会主任虞廷顺的竞选方式与杨保伟如出一辙。在两年前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虞在村里张贴了用大红纸写的“承诺书”：“本人虞廷顺，这次参加竞选村主任，向全村村民承诺，若能如愿当选，愿资助10万元，其中2万归老年协会，8万用于清理村里垃圾。如本人违背承诺，可随时罢免。”随后，虞如愿当选。
在义乌，像虞廷顺、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
“还有不少小老板为了能当上村官，在竞选前到选民家里一个个塞红包、送礼物什么的，方法同样相当奏效。”义乌市政府一位负责人说。
义乌市民政局一位负责人说，界定是否贿选，一是看是否左右了选民的愿望和意志，二是看是否给选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老板参政现象存在是可以理解的，不应简单认定贿选，关键是如何引导、规范。“这次整顿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规范。”他说。
“村官”的溢价
“主要还是背后的利益驱动着这些人。”义乌市一位政府政策研究员说，义乌各村一般都积累着庞大的集体资产，“一些人看中的就是这一点。”
义乌市大陈镇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义乌市每个村镇几乎都有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很多都是市里直接批准的。开发区的一部分收益被纳入村集体资产，长期以来，这些村集体资产已经相当庞大。
而这些“村官”虽小，却掌握着土地发包、宅基地安排等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权力。
一位村民说，前几年义乌征用农用地进行工业开发时，“补助特别低，一亩地几千块钱就打发掉了”。但“镇里或村里弄到地后，再转手卖出去，一亩能卖几十万”。“这些差价是不是划入集体资产里边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
在雅楼村西侧，义乌市的新火车客运站已经破土动工，新火车站的站前街将占去该村很大一块土地，土地补偿金将是可观的一笔收入。“更加重要的是火车站一旦建好，围绕在火车站附近的经济增长点和极大的利益驱动，可能为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权力带来扩张。”当地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这可能就是该村富人竞选村官的动力之一。
“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去竞选村官，当上(村官)后难免会出事。”浙江省民政厅基建处官员透露，去年惊动浙江省公安厅的义乌市北苑街道办事处石桥头村原村委主任吕三明、村支书李关兴就是因多起土地案而落马的。
浙江大学法学院郎友兴教授认为，这只是义乌市富人参选村官这一“芝麻官”的动机之一。还有两类比较典型的动机则是：第一，为民办事。确有部分先富群体参选是出于公心，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造福邻里，甘愿作出经济上的牺牲；第二，先富群体参选既有保护既得利益的潜在动机，也有“求名”的社会心理。
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的竞选手段主要有：捐赠，即竞选者通过捐资村办公益事业，赢得大部分村民的选票；承诺，即不少竞选者纷纷打出当选期间不要报酬、兴办公益事业、个人掏钱增加村民福利、以个人资产抵押发展村集体经济等“竞选承诺”，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助选的作用；经济攻关；隐蔽拉票；班子参选，即竞选人成立竞选班子，有组织地开展游说和拉票活动等等。
“富人治村”模式是与非
“可以说，义乌市农民收入都不错，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开始自觉地考虑到了自治问题。”义乌市官员说，但大量涌起的“富人治村”现象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在浙江全省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富人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共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此外，在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富人群体”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左右。
按理说，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规定，村委会的组成人员，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参与竞选的人，无论是不是老板，参与村民民主管理的积极性首先值得肯定。
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站出来竞选村官，至少应当看到这些老板有能力的一面，让村里的“能人”经依法选举成为“领头羊”，只要选举程序合法，且他们在当选后能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应当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思路。
义乌市大陈镇一位副镇长说，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要发展农村经济，应多选择经济实力型的人担任村干部。“包括私企老板在内的富人就应该是首选之一。”因为他们有经济头脑、有市场信息，融资能力强、搞项目内行。
但是，由于现行法规制度尚有不完善之处，“先富群体”将其运用娴熟的经济手段转嫁至村级竞选，频繁出现请客送礼、派发实物等非正常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投票意向。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史晋川教授认为，这样被推选出来的村官，极有可能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损害本集体内大多数人的利益。
本报记者获悉，针对这些现象，目前，浙江省开始立法制止富人竞选村官中普遍存在的贿选问题，从委托选举、流动票箱使用等多方面对农村基层选举规则进行了完善。
金华市民政局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这些规范做得非常细化。比如，浙江省规定，一人接受委托代写选票不得超过三张，投票期间因外出不能投票的选民应当书面委托候选人之外的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委托不得超过三人。受委托人不得再行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在选举日前对委托投票情况进行审核并公告。
流动票箱的使用是村委会选举中容易引发争议的一个环节。因此，浙江省规定，流动票箱必须有三名以上监票员。
对于已经当选的村官，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经本村五分之一以上选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委会成员，但同时又规定由村委会召集村民会议进行投票表决。这一制度设置过于原则，往往使罢免很难启动。因此，浙江省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帮助村民委员会对罢免事由进行调查核实。对调查核实情况，由村民委员会予以通报；同时规定由被提出罢免以外的村民委员会成员主持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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