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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子鹏 实习记者 袁 茵
北京报道
今年是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第五年，也是“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年，西部省(市、区)要怎样面对过去五年的发展经验，如何应对新的发展形势，现在正是
一个再思考的时机。
3月17日，由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主办的“中国欧盟地区政策交流会”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举行。
在此次会议期间，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办公室综合规划组组长杜平司长，就西部开发和业界人士所关心的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杜平此前担任国家计委国土地区所所长，是最早提出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人士之一，被誉为“西部开发第一人”。杜平认为，实际上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互为发展机会。
西部开发体现区域协调
《21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对于中国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其政策体系有什么意义？
杜平：尽管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只有五年多，但是对于建立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政策体系已经作出重大贡献。现在全面总结还早了一点，但是有几点是有必要提到的。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体现了一种“协调性”观念，这对于调整我国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区域战略格局的指导思想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过去，我们确定区域战略时主要是考虑均衡还是非均衡，是效率多一点还是公平多一点，是以中央为主还是以地方为主。那么现在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统筹协调，强调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涵义就要丰富多了，更加符合区域经济发展本来的客观规律，更加符合发展市场经济的规律。
说协调的概念更加丰富和符合逻辑，就是在于只有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才能让不同的区域都能发挥独特优势，各得其所，相互取长补短，在不断扩大的分工协作活动中促进共同富裕。
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加强调的是一个“互动性”。
一个方面是要求西部大开发与中部、东部发展实行区域互动，要求加强东西合作和协调发展。再一个方面是要求中央与地方实现互动。作为支持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必须要发挥重要作用和支持发展的责任、义务，特别是在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但是，西部各地区要充分发挥其能动性、主动性，不能依然想着“等靠要”等老一套。
还一个方面是特别要求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互动互补。应该是政府做的事情就要毫不吝啬地大力去做，而且要做得更好更加有效。但是，关键还要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这个方面，目前西部地区还需要做大量工作和努力。
三是，开始表现出“创新性”，实施西部大开发对检验中国政府调控地区经济的能力或水平作出了贡献。比如，我国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时，如何在区域政策做到不一刀切，做到分类指导，做到区别对待，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基地。有保有压只是四个字，但是真正贯彻落实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毕竟也多多少少创造了一些经验。
西部开发力度不减
《21世纪》：国家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会继续给予支持？
杜平：现在讲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比较流行四句话，或者说16个字，即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加快，他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四大板块。
对此，在社会上的确有了很多的议论。比如，有的西部同志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刚搞了五年，前年有了东北振兴，给了许多好政策。去年又提中部崛起，今年“两会”上中部崛起就是一个火爆的议题。而与此同时，国家的蛋糕就这么大，现在切蛋糕的人多了，会不会影响西部大开发。
也有一些人认为，作为国家来讲，在考虑区域发展战略时总要有一个轻重缓急，或者有一个突出重点的问题。
为了回答社会上的一些疑虑，今年初中央、国务院就组织了一些重要活动，其作用相当于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再次明确中央对于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态度。
今年2月初，胡锦涛总书记专门对西部开发五周年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批示，紧接着在考察贵州时又发表了重要讲话，表明的意思很清楚。一是肯定这五年的成绩，证明了中央实行这个大战略是正确的，深得民心的。二是要求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西部大开发各项工作，要将着力点放在深化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
同时，温家宝总理则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要求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把西部大开发推向新的水平。
另外，国务院于2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西部大开发五周年座谈会的高层次会议。显然，这是一次组合性的活动，其直接目的就是对西部大开发给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说法，表明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不动摇，支持力度不减弱。
东、中、西互为发展机会
《21世纪》：西部大开发与其它区域发展战略之间，是什么关系？
杜平：国家提出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的同时还是强调西部开发。国家强调支持西部大开发，也并不是说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的战略就可以动摇了，支持力度就可以减少了。五年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证明，西部大开发不仅对西部带来好处，也惠及到中部和东部地区。
比如，中央在西部投入了4600个亿的建设资金，这里面的许多设备、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企业，有些工程本身就直接在中部地区开工建设，如渝怀铁路，西气东输、退耕还林等工程；西部地区产出的一部分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农牧副产品又由于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而增加了输往东部或者中部地区的份额，缓解了这些地区的供需矛盾。
同时，东部地区也通过开展对口支援和区域合作，为一些企业到西部开拓了新市场，为一些资本到西部找到了新的投资空间。西部大开发，中央除了增加建设资金外，也支持了约5000亿的各类转移和财政补助资金，他们都以不同的转换形式最终增加了西部地区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从而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生产的一些商品的需求也就扩大了。
现在看，东中部企业到西部投资和贸易是一个扩大的趋势，实际进入西部地区的资金有人统计说累计超过3000亿元。我以为，如果考虑到一些个体户小老板到西部地区做一些小本生意的情况，则可能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
《21世纪》：其它区域发展战略对西部大开发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
杜平：从产业的空间转移和资本的流动规律来看，随着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和东部地区资本报酬率相对下降，许多东部的企业家和闲置资金就会感觉到要做一个空间的转换或者转移。
因为沿海地区很长时期来，依靠几乎低成本外来劳动力，已经发展起来了大量的以生产中低档产品、“三来一补”产品、贴牌加工制造产品等为主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就有钱赚。
但是，现在新情况越来越多。一是沿海制造业的低工资对一些外来民工的吸引力开始降低。二是沿海的土地成本开始升高，这也会逼着这一部分闲置资金要到处寻找能够实现增值的地区。
显然，西部大开发也好，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也好，都会有更多机会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推进和资本流动。另外，从区域功能看，东部加快发展可以多上缴税收，以扩大中央财政进行再分配的“蛋糕”，从而扩大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我认为如果排除国际因素，这就是中央确定的，需要东部地区承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当然，对于其它地区而言，也同样需要在体制创新、在推动全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承担不同的功能。
比如，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需要在重整装备制造工业、搞好资源衰竭地区经济转型、稳定东北大粮仓等领域发挥国家意义上的功能作用。
中部地区要崛起的是对于全国具有重大意义的领域，比如建立国家级粮食基地、稳定能源供应、发挥南北东西大通道作用、提高大中城市竞争力、发展有基础的原材料加工工业和制造业等等，而不是简单地在一切方面与西部、东北竞争中崛起。
西部大开发，简单地说，需要承担维护国家边境稳定、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政治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老少边穷等弱势群体稳定脱贫致富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加大重要战略资源、农牧副特色产品等供给、提供近4亿人消费需求市场，以及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等经济功能。
因此，发展这样的区域经济新格局，对于各地区而言很明显是互惠互利、各有所图，对于国家而言则很明显是通过统筹协调来持续提高全国的整体发展合力和实力。
共同做大财政蛋糕
《21世纪》：蛋糕应该怎么切？
杜平：说到最为敏感的“切蛋糕”问题，也需要公正、公平地看待之。
的确，在一个时间内，国家的“蛋糕”总是一个定量，要照顾的战略重点区域多了，则相对分配到某一个区域时就会少了。首要的，还是要在统筹区域发展过程中共同做大国家财政收入这个蛋糕。同时，要真正考虑如何按照国家确定的区域功能来调整和优化对地区的支出结构问题。
比如，在西部地区，当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还严重欠缺的时候，当生态环境恶化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甚至生存时候，我们的中央财政是有责任加大支持力度的。
再比如，在东北地区，当几十年来为国家工业化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和工人处于困境时，当经过几十年资源开采后已经造成矿区大面积塌陷和依此而建的城市面临衰败时，中央财政是应该补偿这些过去已经长期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企业和职工，特别是要帮助和支持他们减少长期遗留下来的包袱。中部崛起，同样也需要研究制定一些优惠的政策措施，支持其发挥国家所需要的功能。
总之，中央在“切蛋糕”时，主要的依据是国家定位的区域功能要求，而不应该是均衡分配或者大家都照顾一点。
杜平：研究员，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办公室综合规划组组长(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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