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冉学东发自北京
3月21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200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回顾了中国宏观调控形势的变化和采用了哪些措施来进行调控。
他首先把话题引到1997年底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他说，尽管从外部看起来亚洲金融
风暴主要是冲击亚洲周边许多小一点的国家，但是实际上中国受到的冲击也很大，这次危机实际上使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调整。
伴随着这个深刻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相对比较低一点，这5年平均是7.7%的增长，CPI在一些年份是负的。他说大家的评估，认为经济的转折点发生在2002年夏天。
“从2002年夏天开始，物价从通货紧缩的局面开始向上走，可以看到资本开始愿意留在中国了。”他说，从1998年至2002年这5年期间，尽管每年差不多都有200亿美元上下的贸易顺差，同时我们有400亿美元左右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出口收汇率比低，因此储备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爬行状态。
从2002年夏天开始，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后半年外汇储备增长比较快，全年外汇储备增长700亿美元左右。“在这样一个转变的情势下，货币政策不可能跟得很紧，”周小川说，“因为总的来讲大家都感觉到中国还处在通货紧缩的阶段。”
这样就导致2003年第一季度货币供应量过高，外汇储备增长比较快，总的贷款规模和2002年相比一下子就有了成倍的增长。
在这样一个很明显的增长趋势下，就应该对这种趋势进行宏观调控。但是伊拉克战争爆发了。他说，伊拉克战争打响以后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不知道当时战争会打多长时间，不敢轻易对经济运行中投资、贷款、一种局部过热的情况进行调控。
伊拉克战争最初的阶段比想象的要快，但是马上就出现了非典。非典在2003年4月份对整个国家有很大的冲击，因此在非典阶段就不得不把事先设计好的有关适当收紧货币供应量政策调整为冷静观察。
因此，2003年第二季度的时候贷款增长了1.5万亿元。在非典大致结束的时候，就开始重新启动宏观调控，当时主要措施是在控制货币供应量方面。但是在启动的时候还要顾及到一些企业，当时都非常希望把非典对经济增长损失弥补回来，不希望立即出现货币收紧过度。但是央行还是出台了若干政策，2003年9月份开始提高一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
2003年第四季度开始感到了一些经济回稳的迹象，但是2004年第一季度又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反弹。这时候央行运用了一些调控的工具，他说，央行主要依靠的是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在2年时间里面，大概吸收流动性1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其次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再有就是利用利率。
周小川肯定了货币供应量的广义和狭义两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目前经济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还要注重这个量的调节，当然与此同时要注意经济结构的变化，物价方面的变化，以使我们整个调控更加有预见性。”他最后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