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亚洲国家应合作建立亚洲储备体系

　　亚洲央行正在觉醒：为何要以极低的利率借钱给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本报记者禹刚发自北京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在北京的几天日程非常紧凑。但这位批判全球化和IMF、坚信大多数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完美信息”的假设前提上 、有“少数派经济学家”之称的信息经济学创立者之一，仍然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各界的尊敬和对他学术思想的热情。斯蒂格利茨教授18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万众楼演讲《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19日参加中国金融出版社为其举办的斯蒂格利茨精选文集的授权出版仪式，19日下午至20日则出席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0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本报记者在几天的活动中见缝插针地就一些热点问题采访了这位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日报》：您谈到，近期很多国家的央行开始“觉醒(wake)”，开始用经济学中分散风险的基本原则来管理其外汇储备资产，为什么直到近期他们才开始觉醒？

　　斯蒂格利茨：在金本位时期，黄金是各国的储备资产，而在上世纪初期，金本位制崩溃之后，各国一度曾以英镑为储备资产，而后美元代替了英镑。但随着美元本位制的发展，人们开始发现，美元毕竟不是黄金。

　　各国央行开始问自己，为何进行储备？国家储备货币是为了保存价值以应付不时之需，外汇储备的管理应该以安全为首要目标，这就需要多样化的资产组合来分散风险。而美元和其他资产一样，会有价格的起伏。美元的持续走弱使各国央行认识到，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资产，美元也一样。

　　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近几年来，各国央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日益加深，而如今美元的风险开始加大，分散储备风险的要求使得各国央行开始考虑美元之外的资产。

　　需要强调的是，多样化储备资产意味着对资产组合风险的平衡，如何平衡取决于各国央行对不同资产的风险预期，而美元今天的风险，在各国央行眼中与十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继续维持美元作为单一储备货币，这也许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继续获得大量便宜的资金(cheapmoney)，而另一个问题则是，许多亚洲国家成为世界的储蓄者(netsaver)。

　　这样的储备体系有着先天性的缺陷，各国的资金以极低的成本转移到了美国。举个例子说，一个国家以10%的利率向外借钱，而同时又以5%的利率将钱借给美国(购买低收益的美国国债)，这也是导致世界贸易不平衡的一个原因。

　　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经过亚洲金融危机洗礼的国家，已经逐渐觉醒。他们的央行开始考虑外汇储备资产构成的多样化问题，美元的贬值促使他们在想：“为何要以极低的利率借钱给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由此我认为，亚洲国家间应该有更多的合作，建立起亚洲自己的储备体系。

　　《第一财经日报》：您谈到美元的持续走弱，为什么在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两年来屡创新高的情况下，美国今年1月的国际资本净流入量依然达到了915亿美元这个历史次高？这是否意味着国际投资者依然愿意“以极低的利率借钱给最富裕的国家”？

　　斯蒂格利茨：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当投资者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可投资的资产时，他们暂时找不到比美元更好的替代品。欧洲国家、日本的经济相对而言依然较弱，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美国还是很慢，且有可能会变得更慢，日本也是如此。

　　对投资者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在找不到最佳的投资地时，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相对较好的地方。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是说，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斯蒂格利茨：对，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民间投资者，需要认真思考的是，美国在2000年之前的8年，财政赤字是大幅削减，而最近的4年却是大幅的上涨直至突破历史纪录，这样的情况，是否能增强他们的投资信心？现在人们的最大关注是，美国经济将向何去？美国的利率目前还比较低，世界投资者也相信美国经济还会在未来几年保持现在良好的态势。《第一财经日报》：那美元的持续走弱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

　　斯蒂格利茨：美国的通货膨胀往往不受其他国家央行的欢迎，因为这样意味着其外汇储备的贬值。但也要看到，作为外汇储备货币的可信度也与其汇率息息相关。作为握有美元的各国投资者而言，美元汇率的走低与美国通货膨胀加剧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对美国国内投资者而言，也会由于机会成本的加大而受损。因此，从长远来看，随着可信度的丧失，投资者会逐渐远离美元，从而加剧美元的走低，更何况欧元的出现，提供了替代品的可能。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美元不再得到各国央行的青睐，世界外汇储备体系会如何发展？

　　斯蒂格利茨：我在北大的演讲中也谈到，各国都在寻找全球储备体系新的替代品，或者说是补充品，中国将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应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起经济发展的“榜样”作用。在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等方面，中国无需与美国政策保持一致。基于此，中国需要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公平贸易的机会、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争夺其出口地位的担忧，同时加强签订双边公平贸易协议等。

　　即便中国从整体而言，可能会有一些牺牲，但是从世界经济发展角度看，得多于失。

　　《第一财经日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银行业开放的承诺时间日益临近，你如何看待中国的金融领域目前的改革和发展？

　　斯蒂格利茨：在旧体制下中国银行的角色与现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会再交给你任何贷款项目，银行需要自己判断是贷还是不贷。

　　银行成为了市场经济中决定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机构。也就是说，银行的名字没有变化，但是功能却完全不同。所以，要学习的东西也几乎是全新的，包括项目选择、风险控制等等。

　　我注意到中国的银行在改变角色中学习很快，但是以往的遗留问题也很大。所以，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按照商业原则来开展业务。

　　我的一个看法是，部分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了外汇储备注资，开始了股改上市，他们必须立刻认识到一切要以商业规则来行事，也必须立刻意识到，他们马上面临着国际银行的竞争。

　　第二个担心是，变革过程中的中国银行业必须要考虑到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包括中国不发达地区的企业。随着中国的开放，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他们会与中资银行争夺高端客户，他们不会向中国的中小企业贷款。

　　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各个层面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尤其是低收入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美国，政府颁布了《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银行必须服务低收入人群和地区，我建议中国监管部门也通过法律法规要求所有的银行必须在其贷款业务中有一定比例要服务于这些地区，以避免银行只服务大型企业。

　　此外，我也感觉到，中国的金融领域所有需要做的工作，现在都在进行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