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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磊
杭州报道
公开数据显示，2004年度，宏观调控背景下的浙江经济增长率达14.3%，成为中国第四个GDP超万亿的省(市)；现代化指数方面，根据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
化报告2005》，浙江现代化程度位列上海、北京和天津后的第四位居各省区第一位。
而从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得到的数据，1978年到2003年间，浙江省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13.1%，人均GDP从331元人民币增加到了244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超过广东名列各省区之首，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已经连续18年保持全国第一位。
就在这么一个历史、现今的“双辉煌”中，3月5日，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却面对全国媒体，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浙江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
“成长的烦恼”
浙江省经济建设委员会的朱家良表示，自去年以来“四荒”侵袭浙江，“这也就是吕省长所言的烦恼”。
首先是“地荒”。据朱介绍，浙江耕地面积仅占全国1%多一点，而1979年以来，新减少的耕地面积达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末耕地面积的30.4%。“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和土地结合都是一个必要条件。”于是，高速发展中的浙江各地，普遍出现了用地难的状况，像温州、台州、义乌等地都有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
还有“电荒”。朱告诉记者，浙江已是中国缺电最严重的地区。“城市里商场停电梯，路灯开一半，甚至有些交通红绿灯都不得不暂时休息。”记者还听到了一组数据，2004年上半年，浙江超过一半的企业存在非正常停电，平均每月停电11.32天。
再有就是水荒。朱表示，“其实不是缺水，而是缺合适、合格的水。”据介绍，在慈溪、玉环等城市，盛夏高温季节，不少家庭异地购买瓶装矿泉水补充生活用水不足。
曾被认为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也成了问题，即时下正热炒的所谓“技工荒”、“民工荒”。“甚至出现了10万元年薪招不到一个钳工的情况。而一些企业的先进生产线也难以有效运转。”
2004年6月，浙江省统计局开始了《浙江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的报告调研，对制约浙江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进行归纳、量化。
“四荒是把现存问题看作阶段性瓶颈的思路，只是一种现象归纳；而《代价分析》则有完全不同的立意——认为出现以上现象暴露出的是一种增长方式的不当。”浙江省统计局的朱天福还告诉记者，《代价分析》其实还暗含了解决性的思路。 《代价分析》中，把四荒提炼为“耕地锐减、能源困局、环境污染和投资代价趋大”。
以能源困局为例。一方面，指出浙江发展的确面临能源制约，“浙江一次能源95%以上靠外省调入。浙江煤炭保有储量近几年来每年减少近700万吨。2003年全省电力消费量增长22%，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电力供应已转变为全面性、持续性的紧张”。
但另一方面，又指出，“2002年全省每亿美元GDP的能源消费量为7.11万吨标准煤当量，比1990年下降了5.52万吨。但与世界水平比较仍有差距，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48万，高收入国家只有2.90万”。
对于四荒中的水荒，《代价分析》将之解释为浙江经济高增长中由于高排放和高污染所造成的结果。
2003年，浙江省每生产1亿元GDP排放28.8万吨废水，生产1亿元工业增加值排放2.38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气，产生0.45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这几个指标分别比1990年增长84.8%、3倍和1.3倍。
增长转向：政府之为和企业觉醒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小蒂教授以为，浙江现在的烦恼，说到底就来源于至今还给其带来成功光环的发展模式。有经济学家表示更直接，“作为改革开放前国家投资不足全国平均1／4的省份，资本、技术、(管理)知识三空缺的浙江人，在超前的商品意识下自生自发出‘块状经济’，成本优势披靡国内外。”
这种成本优势的形成，可以通过在上虞市崧厦镇考察雨伞的制造过程而得知。从钢丝到伞骨，从木棍到伞柄，伞的每个部件均有成百上千的农民家庭分头生产，两层三层住房中多余的面积就是厂房，“而类似于制伞这样的块状经济无数”。
张小蒂以为，这种模式随着时间的流逝显露出了弊端：产业角度而言，附加值意识的觉醒被推迟了，使得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被贻误；而产业之外，低成本的诸多隐含条件，又造成了资源要素的入不敷出和对环境的牺牲。
2004年初，宏观调控开始之前，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了资源、环境要素制约发展的“倒逼机制”，表示“浙江要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的经济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独特的人文、经济环境使得自由市场、有限政府理念深入人心，“企业家讲规则创业，政府讲的是当好守夜人无为而治。而正开始的新一轮增长方式转变，使倒逼机制下的浙江各级政府开始有了超越无为的冲动和方向。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同样是2004年初，吕祖善要求省政府研究室等单位对全省资源要素支撑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在其后的省政府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吕算帐如下：2003年浙江每亩建设用地产出GDP6.67万元，按照到2020年全省实现人均GDP7500美元计以现在的土地产出率需增加建设用地990万亩而全省可用的建设用地仅350万亩。
吕最后提出，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必须发挥作用。“着眼于资源优化配置和集约利用，抓好电力、水、土地等要素专项规划，抓紧组织实施产业带发展规划；着眼于提高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积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提升区域特色经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代价分析》中也明确总结了有所为的重点方向，把当务之急归纳为加快公共资源管理制度改革。
一系列的调研报告也已开始。以浙江省发改委2004年度的招标研究课题为例，16个中竟然有多达8个与增长方式转变有直接和间接关系。如：“十一五”浙江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优化研究，浙江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能源“瓶颈”分析及其对策，环境管理与浙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互动研究等。
而一些改变的自发个案正慢慢出现：浙江省人大代表、开元旅业集团总裁陈妙林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民企在掘“第一桶金”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往往是首要目标，很少会去考虑环境问题。“这时候，一方面需要政府政策引导，另一方面是企业家的意识。”
陈举例说，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深入，环保正实实在在地转变成商机，“粘土砖正退出市场，我们正研制用石英砂废料作为砖料。对于开元，这是很好的机会”。
而诸暨虹绢集团首创的零土地技改招商更是已经实践了半年多，并在浙江省内广泛被借鉴——在不增加土地的情况下，通过老厂房加层、老厂改建、老工业厂房改建标准厂房、利用老厂闲置土地等5种途径增加建筑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后进行招商引资活动。
朱家良表示，问题的根治之道，在于既要进一步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克服土地、能源、水资源等要素制约和环境容量约束，又要从资源流程和对生态影响角度向生态型增长方式转变。说到底，就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而产业结构调整，在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是多处提及。”朱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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