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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忠平
成都报道
在全国一片“限电”声中，号称“千河之省”的四川万众瞩目：国电集团盘踞大渡河，长江三峡集团镇守金沙江，华能集团挥师岷江，华电集团屯兵杂谷脑河……
不光水电，资本们还纷纷在房地产、旅游、农业、人力及矿产等资源的开发上留下了它们矫健的身影。然而，与各方资本豪杰相映成“痛”的事实是——
四川全省近1400条大小河流，80%不同程度受到污染；2004年6月前，沱江、岷江流域8市总计有431户超标排污企业，其中成都就占了43.9%。(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2004年)
2004年9月，省水利厅对岷江流域13座水电站进行了一次大检查，结果发现违章建设的比率竟高达95%。
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林凌的话说，资源让四川“既幸运又尴尬，既惊喜又苦涩”。
资本西移背后
自英特尔投资3.75亿美元的芯片封装基地项目2003年8月落户成都以来，信息资本热涌四川盆地——2004年8月，短短一个月内，在成都，爱立信决定设立全球性技术研发中心；马来西亚友尼森公司同意投资2.1亿美元建立半导体封装测试工厂；美国芯源系统公司(MPS)拟订投资1200万美元设立芯片基地……
资本们还连带把“战火”也烧到了西部。
2003年1月，有中国“鞋王”之称的浙江奥康集团在重庆璧山投资10亿建设占地2600亩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2004年5月，在璧山的“隔壁邻居”——重庆铜梁县，浙江红蜻蜓鞋业集团宣布将注资2亿打造西部鞋业基地。
离璧山300多公里外的成都，成都置信房产在武侯区投资7.8亿元建设成都“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根据规划，工业园的面积将超过3200亩，建成后年产鞋2亿双。
作为全国三大制鞋基地之一，成都武侯区目前从事相关产业经营户3000多家，女鞋产量居全国第三，但大多贴的是“温州牌”。
“东鞋西渡”的背后，记者调查发现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温州、晋江、广州自获得“鞋都”称号后，就面临着发展上的瓶颈，比如人力资源普遍缺乏、劳动力成本升高等。
值得一提的是，东西部差距在继续扩大之时，西部内部差距也在拉大。2004年，甘肃GDP只有1540亿元，贵州GDP不到1600亿元，四川GDP则突破6000亿大关，达到6510亿元。据四川省统计局消息，2004年四川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约2568亿元，在全省GDP中占39.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8%。
资源大省的尴尬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邹蓝曾撰文指出，沿海企业陷入成本高涨的困境是有其经济地理和体制原因的。从资源分布来说，沿海地区经长期开发，资源已近耗竭。
据甘肃社科院研究员周述实等的调查，沿海省市产业中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在10%至30%之间，而中西部地区则多在50%以上。其中煤炭资源仅西北5省区及内蒙古的煤炭资源就占全国预测储量的60%。在水电方面，全国规划中的十大水电基地，有7个在西部，共包含58个梯级电站。
“若不充分利用资源来发展经济，那就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了。”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黄国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反问记者，“你说，在中国为什么资源越丰富的地方越是贫穷呢？”
事实上，四川虽然资源丰富，但对资源并没有多大的话语权。
前述市环保局人士向记者分析，目前资源产品的价格还是由国家控制，“控制的目的是避免发生经济紊乱，因为资源涨1分钱，工业产品就可能涨1块钱，服务产品就可能涨10块钱。”如果资源按市场来定价，该人士认为今日之四川可能“笑傲上海”。
林凌看得更深刻一些，他说四川的尴尬实质还是东西部关系问题，西部大开发以“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五大标志性工程为突破口，林凌认为这是从有利于西部与中、东部协调发展来安排的。但是，这种安排虽然促进了西部开发，但所形成的依然是西部开发和输出资源、东部加工制造的产业分工格局。
正是这种分工格局，成为东西部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林凌研究认为，五大工程建设东中西部都是受益者，但还是西部贡献多，东、中部受益多——“这种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必须要由政府通过调整产业分工来解决，否则就会造成一个省产业的畸形发展。”
四川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9位，但人均GDP在全国仅排到第25位，“这说明四川还是欠发达地区”，成都市环保局一位官员似乎看得很清楚，“资源不加以开发利用，项目就很难引进。经济不发展，GDP就上不去。问题的核心，是要注意平衡生态环境”。
但是，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水电资源的价值时，四川雅安自2003年以来相继砍掉了5个总计近10万千瓦装机的水电开发项目，其中包括两个已进入勘测设计的。
同样是为了保护生态，四川高县数次拒绝了一个首期投资200万元二期投资1000万元的二氧化碳生产项目。此外，还放弃了三四家涉及资金约5000万元的有污染项目。
寻找平衡
今年2月，四川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无环境容量的地区，停上新项目——《决定》对建设项目实行环境容量“一票否决”制。
在此之前，省委常委会正式通过了《四川省市州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及评价办法(试行)》。其中，“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第一次被明确提出，成了以后考核市州党政领导班子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目前全国各省、市都在探索对政绩考核的科学方法，但真正形成制度的，据记者了解，四川还是第一个。
与前述文件配套的还有《省环境污染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办法》，将于4月1日起正式施行——四川又成为西部第一个将环境污染事故中的政府行政责任作明文规定的省份。
一系列文件的接连出笼，让四川赚足了眼球，但这远未表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
犹言在耳的一个声音，是2004年5月31日副省长刘晓峰因沱江特大污染事故在省人大的“再次报告”，他说，“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没有像抓经济发展那样抓环保工作……”
刘还说，有的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制定一些与环保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土政策”，以降低环保要求为招商引资的条件，使一些外地污染企业向四川转移。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省人大代表张世昌委员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两江流域(沱江、岷江)劣V类水质占88.2%，“这是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工作不得力的结果，企业是表象，根子在政府，有的地方政府不仅不依法行政，甚至充当了保护伞”。
成都市环保局一位人士向记者透露，两江流域的工业污染主要是造纸、化工、印染、食品、制革。该人士认为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上述五大行业不少企业工艺流程落后，装备陈旧，但又不能及时淘汰；二是有的地方政府在实施企业兼并重组的国企改革中，未把企业污染治理及其投入问题纳入经营者管理责任范围。
川东一位从政十年有余的县委书记向记者坦承，外资不可能大规模进入，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也是结果。“既然引进上档次的企业对我们而言难如登天，相较之下，县财政长期的积弱和生态破坏，在我执政期间孰轻孰重——答案其实很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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