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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潇然
北京报道
“人们一想起大连，就觉得它是个新兴的旅游城市。其实，大连和沈阳等其他东北城市一样，有深厚的重工业基础和沉重的国企改制担子。”清秀、文雅的贺旻一如她任职副
市长的大连，有让人愉悦的美丽界面。
大连这个三面环海的城市，以其天然的区位优势和不冻良港，成为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龙头，即将投资400亿建造的“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给大连带来许多城市梦寐以求的发展机遇。但贺旻和大连这一届主政官员也明白，大连的发展离不开东北腹地的支持，而大连面对的问题，也和其他亟待振兴的东北城市一样，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种资源条件的制约。
务实、稳健、高学历似乎成为大连本届政府官员的一个突出特征，贺旻温和的谈吐中隐露出思维的锋芒。两会期间，贺旻与记者详述大连，一起谈论这个正在向上的城市可以承受的轻与重。
大连离不开东北腹地的支撑
《21世纪》：国家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将大连建设成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大连在振兴东北中要起带动和龙头城市作用，但最近沈阳也提出要做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极心”，您怎么看待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
贺旻：这其实并不矛盾，大连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天然不冻的深水良港，主要服务于东北腹地，这是一个有丰富资源、发展潜力巨大的腹地。沈阳作为省会城市，可以在辽宁中部城市圈中起带头作用，通过这个城市圈带动辽宁内部的发展。沈阳地处内陆，可以通过大连的出海口进行对外贸易物流交换等。
大连的发展实际上离不开腹地的发展。以前大连港的吞吐量在全国排名都在前三位，但这几年滑落到第七八位，原因是什么？主要还是腹地发展得不够。中央11号文件提出要把大连建设成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但这个国际航运中心并不是靠中央一个文件就能够解决的，还需要自己的努力和实力。现在青岛和天津也在争夺国际航运中心，国际上韩国和日本也在竞争。而且航运中心不是一个简单的码头，需要建设成以服务、航运、物流等为一体的完备体系，大连为此也做了一系列规划，正在实施中，其中最关键的是怎样把服务和设施跟上去。
我们现在正在调整思路，将大连从一个国际产业的加工“工厂”提升到中国制造自己品牌的地位。虽然大连现在的市场机制和观念还比不上南方，但我们的优势在于深厚的重工业基础，可以为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变与升级做支持。这就需要形成较大的产业集群，通过建设行业中心带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扩大城市规模。
《21世纪》：与同是港口城市的青岛相比，大连似乎缺少自身的支撑产业，现在人们想起青岛，就会提到海尔、海信等知名企业，而大连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美丽的港口和旅游城市。您如何看待这两个城市的发展？
贺旻：我们并不认为大连比青岛落后，在很多方面，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思路并不一样。青岛注重的是发展民用产品，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产生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大连的支撑产业是重化工业，比如造船与机床、大型工业设备在全国都排在前位，但老百姓未必关心和知道。现在大连的主要问题就是重的太重，轻的太轻，需要在产业结构方面进行调整，但在调整过程中我们不能抛弃原来的优势。
《21世纪》：怎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呢？
贺旻：一是我们要加大国企的改革，促进体制创新和股权转化。第二就是围绕着这些骨干产业加快产业链的拉长，形成一大批中小企业群，进行配套加工。而且要加快当地配套产业的发展，促进就业和地方税收，使大连的经济能够长远稳定的发展。
政府的角色转变
《21世纪》：现在大连主要的支撑企业还是国企，国有资本份额很大，效益不佳，但同时民营企业也没有发展起来，这方面大连市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贺旻：对，大连民营企业发展不好，这也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北方人自主创业的意识不够；另外一方面，政府的过于强势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加大市场监管和尊重市场规则方面我们还需要努力。
现在最需要搞清楚的就是政府应该干什么？政府的边界在哪里？都在谈政府职能的转变，但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政府往往不自觉地就回到计划经济的管理轨道上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缺位、越位现象都很严重，这种状况应该尽快改变，但在一两年内想要达到效果也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政府应该做的是不叫不到、随叫随到，做好服务引导市场就可以了，企业经营是其自身的事情。政府应该采取措施营造经营环境，而不是介入企业活动，比如买进卖出多少钱，给企业定多少产值，达到多少效益，这就是政府越位了，在东北这种情况其实还比较普遍。
大连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是下了很大心力的，我们去南方考察学习都不知道多少次了，只要南方能给的政策我们都能给。现在非公经济36条出台了，大连在扶持民营经济方面也有很多措施，和南方城市相比也不差什么。但最大问题是执行不到位，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服务意识不够，形成一种很奇怪的现象，省长、市长甚至局长都很着急，但是下面普通工作人员、处长、科长不着急，这个问题很麻烦，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1世纪》：外来资本进入大连之后产生的放大效应有多大？大连政府如何合理引导这些资金？
贺旻：大连的外来资本主要来自日韩、台湾和江浙，虽然招商引资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从资本的最佳利用上却不是很理想。外资进入大连，和中国其他区域一样，最大限度是将这里作为一个来料加工的基地，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在核心技术和研发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很多投资者报着一次性投资一次性回收的心态，虽然刺激了当年GDP上升和账面上的好看，对大连经济长远的发展并没有太直接的作用。所以大连政府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整，加强自身优势产业的发展，培育起以IT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与核心技术，眼前利益固然重要，但是长远发展才是根本之道。
《21世纪》：在中国，区域发展失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社会协调的一大因素。大连的户籍人口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但是否也还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您刚才提到要扩大城市规模，大连也曾经提出过“大大连”的计划，如何解决在扩张过程中造成的区域失衡？
贺旻：按照大连未来的发展规划，必须扩大城市规模。我们提出过到2010年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提高城市化程度，这需要拓宽、拉大城市构架。在扩张过程中，大连的地区与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大连有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黄海地区开发得不错，渤海地区发展得不好。近些年的发展扩大了大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发展还只限于城市内部，整个农村地区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
农村地区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大连的本地财政很吃力。和南方相比，我们的县级经济比较落后，必须要加大县级经济的发展，这需要大连市一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在城乡经济协调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扩大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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