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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柯志雄
北京报道
3月17日，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勘查分会常务副会长刘益康在谈及外资进入中国矿业的情况时，对比快速增长的2003年，他对最近一年多的变化仍不禁感慨“又加快了很多”。
4天前，刘益康在多伦多参加PDAC大会，他仔细参观了各家公司及其展示的项目，发现居然有11家公司展出了中国的矿业项目，比去年多了将近2倍。
从1932年开始，每年一届的PDAC大会主旨是“为世界矿业提供资本融资”，是世界矿业投资人最重要的聚会之一，也是窥视各国矿业外来投资进入情况的最佳窗口。
国土资源部1月底公布的“2004年颁发的勘查许可证(探矿权)公告”显示，国土资源部2004年颁发的92个非油气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探矿权)中，有16个项目探矿权人有外资参与背景。而在2年前的勘查许可证(探矿权)登记中，外资几乎不见踪影。
国土资源部1月底公布的“2004年颁发的勘查许可证(探矿权)公告”显示，国土资源部2004年颁发的92个非油气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探矿权)中，有16个项目探矿权人有外资参与背景。而在2年前的勘查许可证(探矿权)登记中，外资几乎不见踪影。
多国“探宝”先锋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一位学者告诉记者，外资对中国矿的热情在2000至2002年间逐步加温，而从2003年开始更是温度骤增。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开的信息，2003年外资对我国地勘业投入达14.5亿元，比前一年增加了28%。2003年，外资企业共取得探矿权74宗，采矿权148宗，分别占全国总数的0.9%、0.4%。而且批准的矿规模都相对较小，探矿权批准登记面积和采矿权批准登记面积占全国比重更是低至0.1%、0.2%，外资企业年矿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矿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国总量的0.4%。依然还是小头，但这些数字都在快速地跳动。
2004年以前，外资勘探投入的主要方向是海域石油和煤层气，而对金属矿产的地勘投入则非常微弱，为389万元，在全国金属矿产地质勘查投入14.5亿元中仅占0.45%。
然而，加拿大艾芬豪公司在中蒙边界巨型铜矿的发现刺激了国内外矿业公司在华的勘查投资，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在云南勘查项目的成功更是进一步激起外商的赢利期望——尤其是投入相对较小的金属矿。从前年底以来，外商对金属矿的激情突然勃发。
加拿大阿富勘矿业公司在青海省滩涧山金矿项目，曼德罗矿业公司的辽宁猫岭金矿项目，太平洋矿业公司的湖南水口山金矿项目，安徽省黄金管理局、铜陵县牛山矿业公司与英国Angus ＆ Ross公司加拿大分公司成立中英合作公司，勘查开发。诸如此类的案例不胜枚举。今年以来的不到3个月中，又有澳大利亚兰花投资等数家公司获得国内的勘探权。
一时间，外资矿业公司如过江之鲫，据一位学者的统计，目前在中国已有实际动作的国外矿业公司约有来自十余个国家的76家，其中单去年一年，进入中国的公司数量就有将近20家——相当于此前历年总数的1／3。而加上其他跃跃欲试仍尚无斩获者，活跃在国内的外资矿业公司的数字将更大——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居多，占了将近半数。
据了解，2003年底的11、12月中，仅APAC等8家公司就从加拿大资本市场上募集到超过4000万加元的资金用于在中国勘查。
铺垫在故事背后的是一张长长的矿产品涨价名单，包括铜、镍、铝、镁、锡、铅、铂、金等，其中数种矿产价格创多年来最高纪录，铜价较2003年同期上涨40%，较2002年同期上涨110%。而镁、锡、铅以及铂、金等贵金属的价格亦不逊色；铂价在去年3月份曾达905美元／盎司，是1980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金价曾达446.70美元／盎司，是16年来的最高值。
一位加拿大投行人士告诉记者，“投资人不是傻瓜，他们相信有钱赚才会投，金属价格涨得那么厉害，而中国的需求又这么大。”
这也暗示了外资与其说希望在中国找到矿，不如说更希望直接在需求地挖矿获得更高的回报。
相信“中国探宝故事”的不只是加拿大的投资者，资金的来源地也在不断扩大。记者从韩国第一银行得到的消息，去年下半年在湖南勘察的TVI太平洋就从该行和南非投资银行成功募集到3500万美元的资金。
西部快速“引资”通道
不止是数量上的变化，外资矿业公司涌入带来的还有不同地区资金投入“温度”的此起彼伏。2003年外商地勘投入主要是天津——占全部外资投资总数的66.5%，其次为占投资总额24%的广东，山西占4.4%，上海占2.6%。而今由于固体矿勘探的升温，最热门的区域是西部。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相关统计，去年1～11月份，仅云南、内蒙古两地颁发勘查许可证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加上其他7省一市，比例更高。其中外资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贵州：加拿大APAC矿业公司合作勘查开发的普安泥堡原生金矿，加方总投资4000万美元分三个阶段开发；英国太平矿业的威宁和六盘水地区的铜多金属矿，首期投资400万美元，已开始野外勘查施工；今年1月，澳华黄金获得贵州发改委批准，开发预期成为中国第二大金矿的金峰金矿，明年6月投产。
几乎与此同时，艾芬豪宣布，国土资源部批准内蒙古地矿局将6个探矿权转到双方的合资公司旗下。
除了矿产的蕴藏量之外，政策是外资青睐西部最重要的理由。2000年，国土资源部、国家计委等6部委共同发布了一个鼓励外资到西部勘探开发非油气矿产的办法——去年11月召开的中国矿业2004国际研讨会上，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司长仲伟志表示，该办法依旧有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明确，对在西部地区从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并符合相关条件的的企业，实行减免税费的鼓励政策，列入《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中优势产业目录的矿产勘探、开发、加工类项目，享受有关规定的优惠政策；在勘查开采金矿过程当中，国家规定，除了在西部地区外商可以独资外，在其他地区应以合资合作形式进行。
行业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云南、贵州、内蒙古等几个省区对外资进入当地的勘查、开采最为积极。
该人士说：“东川博卡金矿勘查的成功进展是个向世界矿业成功展示中国的样本。与此同时，西南资源等在这边勘察的外资公司传回去的口碑相当好，说云南省政府出台了与国际惯例相近的五项政策规定，在公益性地质资料提供、维护矿管秩序这些方面做得不错，所以大家现在很愿意来云南。”在中国活动的外资矿业公司在云南省投资的有近半数，勘查资金也从2003年的1.7亿元逐步上扬。
引进外资矿业公司，一个现实的紧迫是资源蕴藏丰富的西部勘察资金缺乏。以西藏为例，其勘查矿区所占比例不到可供勘查矿区的10%。
有色金属行业信息咨询服务提供商安泰科公司的副总经理王中奎说，过去国内的矿是没钱开发，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各地需要借力的是风险勘探环节，外资现在也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参与得比较多，对地方政府以及矿业公司来说，既有人分担了风险，也可以借助外资的技术与经验。
外资介入的好处是明显的，吉恩镍业的董秘吴术告诉记者，他们与INCO合作的勘查中加方提供的设备跟原先他们使用的不可同日而语，而以技术资料入股的方式又使公司免于勘查投入颗粒无收的风险。
矿权：天平底座
在积极进入的同时，外资矿业公司一个由来已久的担忧是矿权。几位外资矿业公司人士告诉记者，这是他们跟主管部门的沟通中最频繁的一个关键词。
几个月前召开的中国矿业2004国际研讨会CEO论坛上，作为外资矿业公司的代表，中国国际矿业工作组主席尼克尔·克拉克当场就矿权问题发问，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守智回答道：“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在确立矿业权利和矿业权的有偿取得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取得探矿权以后，优先取得采矿权，是没有法律障碍的。中国政府将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规范矿业市场，建立更加平等的矿业环境。”
“从1985年开始，100多个国家修改了矿业法，从而有效增加了外资采矿业投资”，时任力拓矿业亚洲总裁兼中国总裁的陆毅在一次谈及外商在中国矿业的投资时说。众多外资矿业公司希望，中国修改相关法律，使矿权得到更有力的保证。
去年12月，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在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上表示，2005年国土资源部将对各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部分授权予以回收，但回收的授权不包括34个矿种(石油、天然气和放射性矿产除外)中等勘查规模以下的探矿权、中型储量规模以下的采矿权，以及有关涉外矿业权审批的授权。
“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某种程度上拿矿的难度加大了。当然从国家的角度，也更规范一些”，一位外资矿业公司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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