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探寻达芬奇时代

　　本报记者 黄一琨 北京报道

　　作为一份发行量60万份的杂志(《中国税务》)的社长，张木生的穿着显得过于随意和简朴。他说话的时候语速极慢，但话题范围过宽，并且不让别人打断他驳杂的逻辑链条，因此，初次与他见面的人可能难以适应。而时间的摩挲已经让这长长的语言流干涩、凝滞起来。

　　往事留下的印迹似乎只能在他办公室里宽大的书柜中找到。一本名叫《中国知青事典》的辞书破旧厚重，在人物条目中慷慨地为张木生留下了五个页码。从张寻找这本书的难度来看，他对过去的态度是沉默和遗忘，当然做到后者比前者的难度要大得多。

　　要找到中学生张木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张木生和社长张木生之间的延续性是很难的。但就是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在27年前的1968年秋天写道：“现在文学艺术不能繁荣，教育复旧，互相联系，完全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的反映，一旦解决了，生产力就会飞速发展，文化就会大繁荣。……体制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说到底是领导权问题，不能往下说了。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

　　这篇名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成为当时既轰动又禁忌的文字。文章不仅批判了斯大林体制，批判了学大寨的偏颇，还批判了对价值规律的阉割。

　　“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他在文章里问道。事实已经指出了答案，但是直截了当的答案却难以给出。

　　20年后，他的老师——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张木生在研究室的同事周其仁回忆说，包产到户开始的时候，大家意见分歧、互不同意，甚至省委书记那样级别的官员，为争论包产到户拍桌子互相大骂、不欢而散。一派意见主张可以包产到队，不能到组；第二派意见主张可以包产到组，但不可到户；最后一派主张，非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杜润生先生为此“困坐愁城”数日，突然就有了神来之笔：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下达后，农民只记住七个字——“可以，可以，也可以”。

　　激情

　　而在当年，张木生已经因为这篇文章成为许多知青记忆中的时代符号。一位亲历者回忆说，1969年底至1970年初，经过了一年多插队生活的知青们趁冬闲时纷纷回到北京，他们此时谈论的已经不是“文革”的政治斗争，而是农村道路、农村政策问题。讨论很快演变为争论和公开的辩论。

　　一位在当时的辩论中与张木生观念相左的知青回忆说：“张木生作为一个当时已经插队5年多的老知青，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显然要比我们这些1968年底才去插队的新知青们熟悉得多。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上不去原因不是“四清”和“文革”反复整来整去的干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说白了，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已经行不通了。”

　　就插队而言，与他的千百万同龄人相比，出身高干家庭的张木生其实选择了自我放逐，或者是选择了最为时尚的一种生活方式。在1966年，毛泽东青年时与萧三(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学友，曾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兼代理书记等职)徒步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事情已经为红卫兵们所熟知，那时对青年毛泽东的模仿在中学生中蔚然成风。在那些思维活跃的中学生心目中，去农村调查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良方——于是一个化装成乞丐去农村调查的“老红卫兵”成了大家心中的偶像。而多年以后张木生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工作，师从杜润生时，农村调查依然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方式之一。

　　行动

　　1965年7月，北京市集体组织知识青年到外地农村插队活动，张木生因此到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在那里，张木生和他的伙伴们改造世界的雄心碰上了坚硬的现实。他发现，农民们对于自己生计的热情，比张木生们要黯淡得多，“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尽管张木生做出了表率，200斤的泥担子压得膀子全破了，累得一顿饭能吃四碗面条，但辛苦一年的结果是他所在的大队第二年的工分更低了。

　　就在张木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奇迹：一位同学利用“文革”期间各级组织都瘫痪的机会，在一个小小的生产队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到了秋天，这个生产队竟然增产了十几万斤。对于制度的反思就在张木生无力改造现实的时候开始了。

　　后来，叛逆的张木生因为那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坐过牢，也因为那篇文章受到重视而进入高层领导的视野。

　　“那些事情都被说烂了，有几十本书收了那些事情。这本书(《中国知青事典》)里有我，还有张铁生，就是那个以交白卷为英雄的人。”张木生轻描淡写地说。“张铁生，你们听说过吗？”他问。

　　时至今日，1980年代的改革仍然令他兴奋。那时候，领导者们刚刚经历了“文革”的惨痛，真诚、急切但又务实。张木生记得一次在讨论完问题以后，万里问这些读书很多的年轻人，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那时候还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年轻人们七嘴八舌地引经据典，有人说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也有人说是土豆加牛肉的。万里却说，你们说的都是书本知识，我自己理解的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吃饱肚子，穿上裤子，住上房子，逐步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实惠。

　　“他们真有解决问题的要求。”张木生说。

　　一次在和中央领导同志讨论问题时，张木生他们提出在完成国家统购统销的任务以后，可以将部分粮食市场化，取消粮票。经过动态测算，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应该在1200亿斤左右。一位中央领导听完汇报后，表态说，1200亿斤的目标太保守，还有零有整，统购统销额定在1000亿斤足够了。令大家吃惊的是，方案的设计者把眼珠子一瞪，说，你们中央领导同志在想什么呢，我这个数字是通过精确计算得出的。更令大家吃惊的是，这位领导竟然没有生气，走上前去，安慰这位设计者，表示要按照他的方案实行。

　　讨论结束后，意犹未尽的杜润生还鼓励大家，以后要多提出一些刺激性的问题和意见。

　　周其仁后来在他的一本书中评价杜润生说：“指导我调查实例，分析问题并保持思想开放性的导师。”

　　虽不像周其仁那样有着出众的外语和西方经济学功底，并且因为常在争论中引用马恩著作而被同伴们称为“马家枪”，但张木生难以忘怀的还是20多年前聚集在杜润生的旗下，同时成为改革的设计者和亲历者的那段人生历程，在共同的智慧和热情推动之下，中国改革先农村后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顺次发展，“形成了美仑美奂的环流”。

　　思考

　　但此后，张木生的个人轨迹与变革历程的切点却开始模糊和暗淡起来。这个1980年代的“激进分子”发现，鼓吹产权明晰和经济制度安排全球化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思维已经成为主流意见，与之相比，他的观念第一次显得保守起来，声音开始边缘。虽然他已经拥有了比当年的杜主任(杜润生)更大更舒适的办公室，但他说自己现在很少发表意见。

　　但是，当年不遗余力推广市场经济的张木生发现，在一个后发型国家里，追求现代化需要付出无法忽略的代价。

　　他至今记得杜润生22年前对他们说，农民贫，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忘记了农民。张木生认为，中国出现的城乡二元结构现象，就是一个后发型大国为跻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国家的崛起占得一席之地的被动反映。

　　他提醒说，为了这种现代化，如果用数字来衡量，农民拿出了6000万亿-8000万亿元，改革开放25年，农民每年又提供了1.2亿身体健康、平均受过7.3年义务教育、成本最低的劳动力，将中国建成了世界工厂。

　　张木生没有再写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这样轰动的文字，他承认对于过于庞杂的现实和高度分化的社会，自己也没有什么万全之策。但是2004年中央政府开始取消农业税时，有所触动的他把这次变革称之为继土地革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三次革命”。这位第二次革命的设计者之一，写了一篇《财税改革：将为第三次革命做出贡献》的文章，文章的核心仍然是三农问题。他说：“县和县以下的人口占10.6亿，而县和县以下的财政收入，只占整个财政收入的27％，但却要养活70％以上的吃财政饭的人口……”

　　为此，张木生说，是时候重建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了，使之成为各个利益集团博弈中代表农民利益的中央机构。现在已经九十多岁的杜润生当年带领一群年轻人开创的事业越发有了继续的必要。

　　他还在2003年《中国税务》杂志上推出了中国纳税人排行榜，提醒人们在一片对财富的颂扬声中还有一些话题需要拾起。

　　他的文章虽然从财税入题，但是思维从财税和三农蔓延到文明的历史。他谈到“祖宗、山川、人口都是历史给定的条件”，他认为，现代化的“游戏规则”就是全世界60多亿人给六七亿人打工。打工的秩序能维持，就算是双赢。

　　《财税改革：将为第三次革命做出贡献》在最后讨论了一番东方文明的特质后说，历史学是超越生命的科学，只要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过好改革的大关，就会发现中国离现代化并不远。

　　他的个人历史走过了最高点，但即使日渐沉默，这个历史制高点，这个国家的“达芬奇时代”还在张木生的心中继续自我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