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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要交学杂费，这已经是中国社会的常识，不过，为什么要交学杂费、交多少费用才算合理，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十分清晰。近日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高校可持续发展管理论坛”传出一组数据：2004年度，中国农民年均纯收入为2936元。以此数据测算，供养一个四年制的本科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考虑到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贫困地区的农民纯收入远在平均线之下，他们要用多少年的纯收入供养一个大学生呢？据说是35年！
高等教育实行适当收费，能够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满足更多人上大学的需要，同时也能体现“谁受益谁付费”的公平原则。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试行高等教育收费，到1999年，我国普通高校生人均学费为2769元，占全国高等教育经费的13%左右。其后几年，高等教育收费上涨迅猛，高额教育支出很快成为国民的重大经济负担，到2003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收费超过400亿元，占到了高等教育经费的36%，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比例。由于高校收费的节节攀高，贫困地区不少学生面临着无钱上学的问题，教育公平受到了严重损害。
高教收费之所以出现“巨人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结构失衡，比如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比较单一，盲目扩招导致教育规模超速扩张、高教成本居高不下，民办高校发展迟缓、教育质量不高等。高教结构的膨胀、独大和倾斜不仅导致学费高企，也带来了其它负面影响，如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尤其是西部农村生源无业可就、教育投入得不到回报，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普通高校现行的学科设计是否合理，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的制度设计有无必要，都面临着拷问。高等教育要不要“健体”和“减肥”，我国的人才培养机制怎样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都是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在结构失衡的背后，隐含着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高教收费缺乏法律约束。按照有关规定，高教收费标准的审批权限在省级人民政府，操作方式是教育部门出意见，物价和财政部门负责审核。不难看出，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表述的含糊性、决策的不透明性，不仅公众无法参与高教收费标准的制定，也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和修正。公众不能参与意见，意味着高校在教育成本计算方面可以“自说自话”，外部监督的缺乏，则直接导致了目前普遍存在的高校收费管理混乱、名目众多和花样翻新，连教育部有关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其“责任在高校本身”。
《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教育投入“以财政拨款为主”。《价格法》则规定，制定公益性服务价格，应该建立听证会制度，而现行的高教收费办法明显滞后于这两部法律，在实际效果上甚至与上位法的精神相悖。封闭式的“政府定价”不仅未能约束高校收费的不断上涨，甚至引发了收费的“随行就市”。
要想遏制高教收费的上涨势头，最迫切的工作是“开门定价”，各地政府在出台高教收费标准的时候，首先应该由中介机构对高教成本进行科学的、有法律效力的审核，然后进行严格的听证。当然，要想这一“定价”过程得以实现，就必须先制定出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高教收费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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