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粤商暗战重庆

　　信报记者 吴鹏 杨冰 /文 

　　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强大的两个引擎。而浙商和粤商也是中国商人群体中最强悍的两股势力。“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遍布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几百万浙商依仗实干聪明的企业家精神，成为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而喜欢吃“头啖汤”的广东人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识，他们勇于开拓，敢冒风险，善于变通，一旦遇着机遇，就迅速发达起 来。

　　重庆以巨大的发展潜力，正在吸引浙商与粤商纷至沓来。当他们在嘉陵江边相遇，一场精彩商场好戏正在上演。而重庆本土商业文化，也在这场双雄会中悄悄而蓬勃地生长。

　　重庆广东商会向浙商闽商叫板

　　一段时间以来，重庆市广东商会的即将成立成为了重庆商界热衷于议论的话题。

　　直辖以来，重庆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吸引了大批广东投资者入驻谋求发展。其中，不乏众多国内知名品牌企业，如格力、美的、康佳、深圳茂业等。为适应广东在渝企业发展的需要，广东省经贸委委托广东省人民政府驻西南办事处发动在渝广东企业，在自愿平等的原则下，组成重庆市广东商会。

　　在重庆广东商会筹备组瞿仁贵主任看来，这个即将成立的商会可谓应运而生。这是重庆商业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自此，在渝的广东籍经济新贵终于和浙江、福建等地的客商们一样，在重庆有了一个聚合之地。

　　据了解，重庆广东商会在本月即将挂牌。将来商会的职能是：协调广东企业与重庆当地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协助解决广东企业在重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组织广东企业开展联谊活动，为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

　　但是，关于这个商会是挂靠到重庆市经委还是设在总商会之下，却有几种意见在交织。不少广东客商认为：政府是为企业服务的政府，商会是商人们的民间组织，如果挂靠在经委，则难免会使今后商会力量的彰显显得不伦不类。比如浙江商会、福建商会都是在重庆市总商会的治下，那么为什么偏偏广东商会要另辟蹊径？

　　积极筹备此事的瞿仁贵却认为：既然广东重庆商会是挂靠在广州市经委，那么重庆市广东商会当然按照对等思维也要挂靠在重庆市经委。

　　实际上，重庆市广东商会正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驻西南办事处这样的政府机构牵头成立的。所以其未诞生就已经引来了不习惯于当婆家的广东商人们的质疑。

　　在现有的商业环境下，民间商会获得最后的正名还有待时日。2000年民政部发出的《关于重新确认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的通知》，《通知》授权22个单位作为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全国工商联组织不在其列。

　　根据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要申请筹备成立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也就是说必须具有一个业务主管部门。而民间行业商会、同业公会如果不把工商联作为自己的主管部门，那还有谁能成为它的主管部门？但现实的状况是：工商联未被授权作为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

　　瞿仁贵提出的解决思路颇具代表性：主管单位是经委，但是将来政策宽松了，我们也可以成为重庆市总商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也许这样并不矛盾。

　　如果搁置这些关于商会主管单位性质的争论，接受采访的所有人都对即将成立的商会充满期待。同时，这表明来自珠三角的经济势力终于在重庆以这样的方式亮出大旗。

　　粤企在渝投资超10亿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广东客商在重庆从事商贸活动的多，投资的少。90年代中期以后，结合对口三峡库区工作，开始利用重庆的劳动力、资源和政策优势，开办实业。主要有药业、食品、家电、建材、房地产、饮料、化工、商业、旅游等行业。

　　据介绍，广东在重庆投资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近30家，总投资额超过10亿元 。实现年销售收入超过20亿元。

　　1999年，深圳康佳集团投资7000多万与重庆机电控股集团、重庆无线电三厂合资成立了重庆庆佳电子有限公司、重庆康佳电子有限公司。康佳集团通过输入品牌和管理经验，以彩电为龙头产品，不断开发其他产品，经过四年的改造、创新。将两个不景气的企业，改造成了年产值1.5亿的盈利企业。

　　从2001年至今，珠海格力电器有限公司先后投资2亿元在二郎高新开发区建立起该公司在西南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格力电器有限公司，2002年，生产空调器5.5万台。产值12亿。产品辐射整个西南地区。

　　此外，结合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一批广东企业先后在库区投资建厂。广州燃料集团、广州煤建集团、广州绊溪集团、珠海格力、广州万家乐、广州经济开发总公司、深圳新鸿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在万州、巫山县组建重庆万州川穗有限公司、重庆新元电子有限公司、重庆万家乐有限公司、重庆万州区信优工贸有限公司，总投资超过2亿元。行业涉及旅游、酒店、建材、能源、电子等行业。

　　基良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李水鑫是90年代初期到重庆来的第一批广东客商，和大多数广东商人一样，李水鑫对重庆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公司所在的金子门大楼正是他13年来扎根重庆奉献出来的杰作。李水鑫有着典型的广东商人的个性特征，谈到商道，李水鑫说，粤商说起来和渝商一样，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性格都很豪爽，做生意讲究一个“和”字，只要有利润，那么有钱大家一块赚。粤商不会像其他地方的商人一样，讲价钱讲到巴不得你赚不到钱了才算。

　　事实上，粤商正是这样的，“要发财，忙起来。”这是广东商人们的口头禅。他们讲求利益交往 ，比较少空谈情义，而勇于开拓。喜欢标新立异自我表现甚至“王婆卖瓜”。粤商也讲究避讳，迷信思想比较重。他们在商场上最善于借鸡生蛋。广东人具有经商的传统，他们虽然个头瘦小，但是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识。

　　粤商李水鑫对1992年5月20日第一次来到重庆后的两个数字记忆犹新：当时重庆的人口是1420万人，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7平方米。而1992年的上海人口为1249万，1992年的汕头人均住房面积是13.2平方米。

　　李水鑫一下子感觉到重庆房地产市场的商机。13年后，李水鑫在重庆建起了金子门大厦和基良广场。

　　谈到重庆的投资环境，李水鑫说：重庆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她吸引外地客商的最大优势就是‘不排外’，重庆的官员还是比较廉政，办事效率也较高。

　　但是当这位广东商人说起重庆人还有他的商界同行，可谓褒贬兼有。李水鑫说：大多数的重庆商人还是勤勤恳恳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满足于现状，每月拿二三千元的月薪，每年存上几万块。他们已经很满足。不像广东这些沿海城市，非要当个老板不可。

　　谈到重庆商业环境欠缺的地方，李水鑫特意指出：感觉到重庆市政府对外宣传的力度太小了。本来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最年轻的直辖市。但是现在在广东、香港等地了解重庆的人真的是太少了。李水鑫说到这里，连连说了两个可惜可惜。

　　“每年镇东书记都要赴港招商一两次，每次都投入几百万，但是往往收效甚微。相比之下，中央电视台的《走进浙江》在香港、广东都能看得到，人们一下子就了解并且喜欢上了浙江，那么我们重庆为什么不能在香港最繁华的街头树立自己城市的广告牌，年轻的直辖市、西部开发的领头羊，或者，我们也去拍专题片，宣传我们重庆，这样不好吗？现在全靠商人们回家乡游说，说重庆很不错，但是人家一听往往会讲，重庆啊，太远了。其实，我从香港上飞机，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怎么会远？”

　　李水鑫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很多商人在采访中都表示，重庆市政府各部门是廉洁、高效、务实的，领导们的进取心还是非常的迫切，这一点让来渝经商的商人们很满意。宣传力度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还是和重庆人的凡事喜欢实干，以意气为重的性格有关。

　　浙商早已占尽半壁江山

　　相比于浙商来说，广东商人尽管来势凶猛，但算得上是姗姗来迟。

　　“浙商的成功是被逼出来的！”记者在重庆浙江商会采访时，该商会《浙商》杂志总编陈存真语出惊人。

　　陈存真曾在浙江政府部门工作，他称自己研究了一辈子民营经济，对于浙江，特别是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的成功，陈存真认为，那是被逼出来的。

　　据陈介绍，浙江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交通闭塞，例如在温州，没有飞机、铁路，连接各地区的只有三级公路，陈存真说，自己曾从温州坐汽车到上海，总共坐了36个小时。其次，整个浙江省的资源极其匮乏，平均一个人只有三分地。第三，国家对温州的投入很少，像现在温州的各种基础设施，大部分都由民间资本投资修建。

　　所以，温州人很不甘于现状，现实逼迫他们走出去经商，做背水一战。

　　“与粤商不同的是，浙商在重庆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但更多的浙江商人到重庆，是在改革开放后。”陈存真对记者说。

　　诚泰通信的总经理陈成宽十几岁闯重庆，到重庆已经18年了，是最早来重庆的浙江人之一，现在谈起当年的创业路，陈成宽仍唏嘘不已。

　　“那时候是个毛头小伙子，”陈成宽说：“只知道往外闯，这也是温州人的天性，一种本能。”

　　“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什么生意都做过，卖眼镜，做小五金，现在回头看那段日子，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陈成宽说。

　　为什么来到重庆，陈成宽有自己的说法。当时温州瑞安地区主要以眼镜和小五金见长，东北风沙大，因此温州人去东北卖墨镜的比较多。这时候陈成宽就在想，能不能调一下，往内地去，在内地发展。

　　陈成宽说：“这里我是耍了个小聪明的，因为抗战、解放战争，人们都往内迁，重庆是个移民城市，应该比较宽容，压力不太大，所以我就到重庆来了。”

　　从1996年进入通信领域，至今，陈成宽领导的诚泰通信已经成了重庆老百姓心中的名牌，2004年总营业额3亿元人民币。

　　像陈成宽这样，在重庆白手起家的浙商，叶定坎更具有代表性。

　　叶定坎是温州瑞安人，一直做瑞安的强项——眼镜。从开始的眼镜推销员，到现在拥有30多个直营店，30多个加盟店的千叶眼镜连锁有限公司，叶定坎经历了他那一代温州人创业的艰辛。

　　据千叶眼镜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陈群介绍，当年千叶从租柜台开始，一个店一个店地发展壮大，而至今天这种规模。

　　鱼喜欢呛水而上游，西部开发与重庆直辖，就像长江涨潮，惹得更多的浙商纷至沓来。

　　而此时入渝的浙商又与叶定坎等人不同，他们大都是在浙江完成了原始积累，直接到重庆来投资的。

　　2003年9月28日，浙资入渝最大项目，由浙江奥康集团投资的中国西部鞋都——位于重庆璧山的重庆奥康置业公司主体工程动工，标志着奥康向重庆的扩张进入实质性阶段。

　　2004年5月，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率领1000人的党政、经贸代表团来渝，一次性签订投资合约143亿，投向重庆的房地产、旧城改造、摩托车配件等上百个投资项目，浙商在重庆的势力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18万浙江人在重庆创业，兴办大小企业约3万户。他们在渝从事着服装、皮革制品、眼镜、建筑、装饰、通讯器材、金银饰品、摩托车配件等行业，在部分行业中，浙商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眼镜、通讯器材等。在重庆市商业中心解放碑，更是遍布浙商的杰作，如诚泰通讯、千叶眼镜、雅戈尔衬衫等。以至于重庆市总商会会长尹明善说：“没有浙商，就没有现在的解放碑。”

　　统计显示，浙商目前在重庆总投资达到96.7亿元，掌控着近200亿元的资金。重庆市非公经济目前年产值在800亿元左右，而浙商在渝年产值已上百亿元，这一数字足以显示其在区域经济的地位。

　　浙商精神融入巴国土地

　　戴其龙，一个普通的温州商人，1997年，戴其龙走下浙江开往重庆的火车，走出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茫茫的人流中，他似乎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他的全部家当是口袋里装的260元钱，不仅如此，他还背负着80多万的债。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8月11日。”戴其龙戏谑道。

　　戴其龙像普通的温州人一样，16岁就已经辍学，到外面跑业务，由于机遇好，也勤快，戴其龙很快就有了钱，当时他的感受是“挣钱太容易了”。

　　23岁的时候，戴其龙用自己的积蓄开了家公司，专做羊毛衫生意。“毕竟对市场不了解，管理水平有限”，戴其龙说：“我26岁就破产了。”

　　就是这样，戴其龙怀揣260元，背负着80多万的债，来到了重庆。

　　在重庆，戴其龙先是给别人带路，后来做重庆“棒棒”，什么苦活都做过。

　　后来，一些温州商人慢慢地觉得他的人品还可以，信用比较好，于是就把货给他运，从袁家岗运到外滩。

　　有一次，一个温州朋友的4吨货，要发回温州，这位朋友知道这些货从温州发过来运费是1200元一吨，但是不知道发回去是多少，于是让戴其龙代办。

　　“这次真的是巧合，”戴其龙说：“我刚好在长途汽车站看到一辆温州车，于是就把货物以600元每吨的价格交给这辆车来运。”

　　回来之后，戴其龙对朋友说，运回温州的价格是1000元每吨，那一天他就赚了1600元，这位朋友还感谢他说“帮了大忙”。

　　正是这样，戴其龙尝到了物流的甜头，从此就开始做物流至今。现在戴其龙不仅还清了债，有车有房，在重庆公司还有几亩地，谈起这些，戴其龙一脸轻松。

　　“这就是浙商精神”，陈存真说：“就是这种永不言败，吃苦耐劳的精神，才是浙商精神。像叶定坎、陈成宽这样的，同样也是经过多少磨难拼出来的。”

　　记者在采访中，无论是叶定坎，还是戴其龙，他们强调的浙商精神，更多的是“吃苦耐劳”。有人说，浙商是“草根”中崛起的创富精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曾是打铁匠；横店集团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横店集团总公司社团经济局主席徐文荣出身是农民；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是修鞋匠；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出身裁缝；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元豹做过工人；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是木匠……

　　翻阅这些处于浙商金字塔尖的人物的简历，发现他们的出身大多都显得那么“寒酸”，因此不少经济学家把浙商现象比做“草根”经济，而这些从草根中崛起的创富精英，凭借的正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不仅如此，浙商喜欢抱团结伙，这是他们的另一种商业本领，以致“浙江商会”这个品牌在全球都颇有些号召力，数量超过180多家。而这帮重庆的温州商人却起了一个跨越地域色彩的名字——“浙江商会”，据说这样的字号全国也只有4家。说是浙江商会，开创时商会成员大多是在重庆完成初期积累的温州商人，他们更多地缘于血缘、乡情、邻里关系、行政隶属关系等熟悉的社会关系中凝聚在一起。

　　叶定坎、陈成宽和小林被服的总经理林良快，不仅是温州瑞安老乡，而且是一个镇上的，叶定坎现任浙江商会会长，陈成宽和林良快分别是副会长。

　　到上世纪末，浙商在重庆的经济圈已形成一定影响，但他们更多地还处在自发、单干、各自为战的初始阶段，还没有形成相互交流、合作创业的良好氛围。而浙江商会的成立为浙商的合作提供了基础。

　　现任浙江商会会长叶定坎对记者说：“现在商会的主题是学习、创新、发展，我们整个浙商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只有通过商会，把他们团结起来，大家可以共同学习，互通信息。对于个别维权事件，我们可以通过商会的渠道解决。”

　　不仅如此，据叶定坎介绍，浙江商会还承担着介绍更多浙商投资重庆的任务，很多浙江商人都是通过商会，才决定到重庆投资的。

　　陈成宽也说：“商会的介绍作用，比重庆任何广告的效果都可能要好。”

　　相关背景

　　内资拉动重庆经济

　　今日之重庆，内资拉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重新振兴的主要力量。

　　重庆是全国6大老工业基地之一，是典型的内地型经济，长期以来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对全市经济形成的制约日显突出。重庆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调整结构列为重中之重。今后五到十年，重庆市将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若仅靠自身资金积累和技术开发，“永远赶不上先进地区的发展”。

　　近年来重庆非国有经济投资加快启动，据有关资料，2002年上半年，重庆共有3.7万家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比例占到37.5%，个体工商户达42万户，比直辖前增加138%，非公经济对全市经济的贡献今年已达到2/3强。

　　促成这种改变的主力之一就是浙江人。在重庆市中心最繁华的步行街上，浙江人开出的商铺占到一半以上。如今，重庆最大的五家通讯城中三家由浙江人开办，当地灯具市场的70%掌握在温州人手中。浙江老板在重庆甚至创下了商铺租金的历史最高记录。在今日之重庆，“温州模式”已经成为重庆社会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不仅在经济上介入很深，在政治上也有令人刮目的表现。重庆市浙江商会系统已经有12人进入到市工商联领导班子，有5位当选为市政协委员，有一位当选为区、县人大代表，有6位当选为区、县政协委员。